16.正式录音的红灯就亮了起来 

　　只三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安排，从瑞士到北京传真来传真去，电话来电话去，信件往返不断，最后终于一切就绪。

　　8月1日，我起程再次飞往北京，直接进录音棚，开始与两个乐队合作的录音计划。我得到了55级老班中央乐团低音大提琴手邵世歧老邵的全力协助。他帮助我做了在北京录音的全部组织工作。

　　我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算了又算，这次录音是我一辈子的愿望。还是在少年时代我就酷爱交响乐，在天津少年班时，当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和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等来华演出，我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听排练的机会，我崇拜那些权威的指挥，爱慕每一位乐队演奏员，请他们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签名留念。1956年北京成立了中央乐团，我的大部分老师和优秀的同学都陆续进入了这个乐团。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学管弦乐能参加管弦乐团的同学，我有一个深深埋在心底的愿望，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中央乐团一起演奏协奏曲！等了几十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又有点胆怯起来。

　　“我能行吗？我的这些乐团的老师和同学们会瞧得起我吗？”“现在中国的录音技术质量能和世界水平相比吗？录制出的唱片能在国际上发行吗？”

　　老邵极力鼓励我和中央乐团合作，因为这次录音是我私人的制作计划，他又帮助我在预算上精打细算，真难得有这样既信得过又有经验的老同学做我这次录音的“顶梁柱”！指挥胡柄旭也是比我高三级的老同学，所有我的这些老同学听说我要回来录《黄河》，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热情，使老邵能顺利完成组织工作。

　　进录音棚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大早我梳洗得干干净净，此时正值北京炎热的夏天，我穿着白T恤衫和短裙，一双小巧的拖鞋便于赤脚踩踏板时不发出噪声，头发干净利索地盘在脑后，一副准备上战场的架势。当出租车停在车道沟录音棚前，我大吃一惊！这么巧，录音棚正设在三十年前我和前夫恋爱相识的军乐团，不过是新改建的，我可真有一种打回老家的感觉！

　　九时整，中央乐团的大轿车到了，我正在大厅正中的斯坦威三角琴上试琴，录音室门一下子大开，一张又一张与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相像的熟悉面孔朝我涌了过来。像是电影里化了妆似的，有我的高班、同班和低班的同学，他们有的变胖了，有的变瘦了，但都不老，仍亲切健康。几十个声音参差不齐地同时向我问好。

　　“啊！十几年没见了，你好不好？没想到一下子在这儿见上了！”“听说你在国外也很不容易，还挺有干劲的！”就像我看他们，他们看我一定也是大有变化！

　　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拍在我的右肩上，“爱莲！不怕！今天有大哥给你在这儿撑着呢！”我回头一看，是当年大我两级的小提琴手王黔，起码有二十年没见了，感觉就像一家子似的。他这句短短的如同一个大哥哥的话，直渗入我的心底。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背也挺了起来，手指也长了劲儿。我高兴地向大家笑着，苦于没有太多时间交谈，必须马上投入工作，和这么多老师、老同学一起合作，我的心里充满着喜悦和必胜的信心。

　　一声洪亮雄伟、高亢有力的乐声劈开了安静的寰宇，《黄河》的第一乐章是《黄河船夫曲》，乐队的引奏就像奔腾汹涌的黄河之水滚滚倾泻。我顿时只觉无限感慨，千言万语涌上心坎，眼泪湿润了视线，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好似一匹整装待发的骏马四蹄高抬。只等指挥一个手势，我就带着那憋了几十年的精力一下子冲出去，融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滚滚激流中，我的老师们、同学们一起把紧了船桨，划啊！划啊！冲上去!

　　只排练一遍，正式录音的红灯就亮了起来！指挥胡柄旭谨慎小心地跟随着我的独奏，又熟练果断地沟通着交响乐队的齐鸣。万事开头难，经过了重要的第一遍，我心中有数了！正值8月初的大暑天，录制时又不能开空调，所以是十分辛苦的，在两遍的间隙，我赶紧拿起大折扇拼命地扇几下，但录音的气氛仍轻松诙谐，大家有机会就找个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