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作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设问，“假如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焚书取暖，你会先烧哪些书?”这名作家的选择是，“第一批烧的无疑是成功学和励志书;第二批烧各种生活保健书;第三批烧明星出的自传、感悟和经历;第四批烧星象占卜书。”

　　消息传出，不少人一方面附和，另一方面建议应该烧更多的书，比如一些粗制滥造的教辅类书籍，甚至有人“极端”地表示，“不用分类，直接按年份烧，因为这几年就没出过能看的书”。这样的话无疑过于极端，但也看出了不少人对烂书泛滥的不满。

　　如果我置身于极寒天气，被迫焚书取暖，想必也会烧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励志类书籍，还包括一些“××可以说不”这类激发民粹的书。话虽如此，稍作思考又有些唏嘘。“开卷有益”，“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诸如此类的表达，皆说明书籍和读书的重要，但是，一些书却沦落到被焚烧、被斥为垃圾的地步，这是谁的悲哀?

　　一些书不被待见，并不是书的错，错的是作者和出版社。如果出版社不炮制，如果写书人有操守，这些书怎会面世?由此可以联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开明书店，创始人是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做过出版社编辑。夏丏尊、叶圣陶曾给开明书店立下5条社规:1.礼拜六派(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文学流派，宣扬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的小说不出;2.武侠小说不出;3.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升学指南、辅导教材、复习题、解答题之类的书籍不出;4.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出;5.描写词典不出。

　　如果说速成法之类的书不值得出，升学指南为何不出?其实，开明书店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出版方向集中在教科书、青少年读物、古籍和工具书等，比如最近被人热捧的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即出自该书店。从开明书店的5条社规，可以明确发现它的立场和好恶，以及老出版人的底线和追求。反观今天，不少出版社急功近利，什么书有市场就赶制什么书，出一本书只不过几天时间，这能保证质量吗?记得一位出版家说过，“有些东西哪怕再挣钱，我也绝对不出。多年坚持出好书，恪守出版行业传播文化与文明的操守，持续下来才能获得信任和支持，自己也才心安理得。”放眼现实，这样的出版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卡夫卡认为，“如果所读的书无法带来当头一棒的惊醒，我们读它干什么呢?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内心坚冰的斧头。”今天，我们正处于出书便捷化和大爆发的时代，愈其如此，出版社愈应该有所追求，多出一些能劈开读者内心坚冰的书。这不算是奢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