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写成的证明材料

　　这叠资料的第一部分是剪报，第一篇是“敌人罪行调查工作正加紧进行中”，消息来源是“中央社”。后面的剪报大多是当时的战事消息。

　　第二部分是写在宣纸上的“日军罪行证明”。这部分用日语写成，证明人中有“一等兵”、“船舶输送商”等字样，每份证明都有证明人的签字和手印。

　　第三部分写在“敌人罪行调查委局”专用纸上，用中文写成，估计是第二部分的中文翻译。

　　第四部分类似于汇总报告。这批资料最早的收集、整理者应该是胡女士的曾祖父胡之超。胡女士说，这部分是她曾祖父亲笔写的，厚厚一刀装订成册。在这部分的最后还有个“目录”，上面写着地名和阿拉伯数字，如“6”对应“河南”，“9”对应“浙江”。估计第六部分是河南卷，第九部分是浙江卷，一共有23个省市地区。

　　这叠材料一共多少页？胡女士没数过，也不敢数，因为纸张已发脆，轻轻碰一下就碎，粗粗量一下有四五厘米厚。

　　多年后读来仍难掩血腥味

　　这叠材料中，随处可以看到“惨杀”、“射杀”、“烧死”、“剖其腹”等字眼，涉及多个时间、多支日军部队。其中一份证明人为日军“二十二师团高林勇”的证明称，“昭和十六年五月中旬，……依照太田胜海中将之命令，在杭州市内俘虏收容所，每日要枪杀或斩杀数名俘虏。”昭和十六年是1941年。查询史料不难发现，侵华日军22师团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被归为第13军在杭州驻屯，直到1944年被编入第23军派往香港。1941年3月至1942年3月，担任侵华日军22师团师团长的正是太田胜海。

　　还有一份证明记录了昭和13年（1938年），日军第三师团在镇江附近江面，将200多名中国战俘赶入长江中淹死。

　　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日军屠杀战俘，还记录他们杀害无辜平民，掠夺物资。一份湖南省常德的材料中写道：“第三师团……第一大队大队长经过该地轮奸妇女八人致死，尸体浮肿，不堪目睹。黄安邦之母年近八旬，奸后被烧死取乐。并另杀一孕妇剖其腹。”

　　日军独立第九旅团一等兵木村福证明其在山西太原周边，掠夺农民粮食350担，甚至掠夺当地农民自备马匹，用来运其抢来的粮食。

　　这些证明的落款大多是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即1945年4月，而日本投降的时间是1945年8月15日。从时间上推测，可能是当时被俘日军的供述。这些资料的调查者为一个名为“何禹門”的人。此人是谁，胡女士说从未听家人说起。

　　曾祖父民国时期是法官

　　这些材料理应由官方保存，怎么会出现在老百姓家中。资料的整理者胡之超老人在1985年去世，没有和家人细说这批资料的由来。胡女士说，她的曾祖父胡之超又名胡耀丙，1893年出生在湖南邵阳，是民国第一批学法律的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推事。胡女士分析，应该是曾祖父在任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时收集的。估计当时曾祖父是为法院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收集证据，“可能是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后来又逃到台湾去了，无暇顾及。曾祖父收集的这批资料就留了下来。”

　　在家人眼里，胡之超是个正直的人。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潮中，学生打了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这个案子一审法官就是我曾祖父。”胡女士说。

　　从这批资料保存的顺序似乎也可以推测出当事人的思路。第一篇剪报“敌人罪行调查工作正加紧进行中”说明了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调查敌人罪行”。

　　盼材料发挥应有作用

　　胡之超老人1985年去世。“1997年海伦路的老房子动迁的时候清理出这叠材料，那时我爷爷也已去世了，我奶奶只是依稀有印象。我父母当时还在江西工作，我父亲就把这叠材料带到了江西，2002年他退休回上海，又把这叠材料带回来，放到淞南路动迁房奶奶家。我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清楚这叠资料的分量，所以保管得蛮好的。”胡女士说。2011年胡女士的奶奶也去世了，材料又回到胡女士父亲身边，后来交给了胡女士，因为胡女士只有两姐妹，姐姐在国外。

　　胡女士专门买了个小樟木箱保存这叠材料，但她认为这些材料应该有更好的归宿。她希望档案馆或是研究机构能修复、研究这些资料，让这叠记录了我们民族苦难历史的材料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这些材料应该安家在档案馆、博物馆。”胡女士希望通过报纸的报道，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本报记者  鲁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