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巍峙，文坛寿星。今年正值人瑞之期。百年风云，人事凋零，而巍峙同志，如今仍然神清气朗，精神矍铄。1948年底，周扬同志带着“夏、商、周”（周即周巍峙同志），从石家庄华北局来北平，准备参加组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数十年间，直任文化部代部长。其中，除了横跨一步，在全国文联任主席，终身名誉主席外，基本上未动窝。文化部的同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青春到白发，来了又走了，说起巍峙同志，几代人莫不有口皆碑。他为人亲切，平易，厚道，真诚。他自称是文化部的“打杂工”，周（恩来）总理与周扬同志，都视他为文坛“大管家”。五十年代初，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研究工作之余闲话。周总理指自己说：“我是老周”，指着周扬同志说：“他是大周”，叫巍峙同志为“小周”。流水般岁月，“小周”早成了“老周”。巍峙同志八十华诞时，文化部同人为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即为《众人话老周》。而今，他理所当然为人敬称为“周老”了，而我们还是习惯地称作巍峙同志，改不了口。

　　前几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蒹葭集》， 承巍峙同志赐序。过后我有点悔意，不应该劳动高龄的他。他电话中告我，这一篇约二千字序言，他写了近一周时间，确实是他亲自动笔写的，确实花了功夫，调动了他的回忆与思考。文章写得很有感情，文字写得很洒脱。他用一个“缘”字作为文眼，用“四同”（同乡、同行、同人、同志）勾连起我们人生的历史渊源关系。

　　他说：“我与顾骧是同乡，江苏省盐城市。我居东台，他居阜宁。我们的家乡是苏北里下河地区。里下河村庄多不大。麻团大的庄子，油条长的巷子，三里一舍，五里一村，八里一垛，十里一湾。河网密布，大都是水路，那弯弯曲曲的里下河，成了乡村和城镇的枢纽。在那一望无垠的芦苇荡里，常有歌声在上空回荡，人们不看便知小渔船来了，歌声就那么从小船传来，有男有女，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给人一种飘渺悠远的感觉。那一方水域并不浩淼，因为其间横亘着大大小小的垛子和土埧，但正是这种天然环境造就了众多的沟汊渠荡，也成就了别具一格的水上风光，每到深秋季节，生长在数千亩滩涂湿地的芦苇荡中，秋风一起，芦花便漫天飞扬，飘飘洒洒，如下雪一般，‘排空雪蔟丛芦曳，泻地霜铺一苇浮’。所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在以往巍峙同志的老家东台，经济发展，文化底蕴，都略优于我们老家阜宁。说起东台，现代史上倒有几个人值得说道说道。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为开山之作。他的侄辈戈宝权，凡喜好苏俄文学的人，莫不知晓。高二适，是大学问家，大书法家。他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1965年在《光明日报》与郭老打了一场笔墨官司，郭老认为《兰亭集》序为伪托，文亦为后人篡改。高氏作文驳议，说理、论证俱极有力，透彻，学界震惊，毛老人家也评说了几句。那种学术气氛令人称羡。

　　巍峙同志说：我与顾骧是同行。抗战爆发，巍峙同志奔赴华北前线，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奉命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文艺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生活在北方。他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顾骧十四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苏北文工团。这样算来可以说，我们相距几千里，却早就是同行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在为心目中神圣革命理想而努力工作。

　　巍峙同志说：渡江战役后，顾骧曾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到文化部工作。我“进城”后一直在文化部，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和顾骧早是同人了。

　　巍峙同志说：我与顾骧是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眼前一亮。这个词现在少见了，而且在一些人中有些变异。巍峙同志说，我在石家庄、张家口、天津工作，一直在周扬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任文化部副部长，我还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扬同志有事，常向周总理请示，遇到“左”的思潮压力大时，常请周总理出来说话，以图减压。而我因工作关系也常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接受指示。我与周总理、周扬同志，有着特殊的深厚的感情。顾骧同志在周扬晚年，协助他做文字工作助手，文章代笔。顾骧同志来到周扬同志身边，襄理文牍，结为忘年之交，并写出了《晚年周扬》的研究成果。于光远同志说：“顾骧是最有资格写晚年周扬的作者之一。”巍峙同志说，我们在周扬同志逝世后，为了开展研究周扬的活动，逐渐熟悉了起来。“由于我们对周扬同志的历史情况比较熟悉理解，特别是他思想上大彻大悟，对过去做的错事能深刻进行反思，公开检讨道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拥护，出于对祖国思想政治发展的关注，对一些敏感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此，我们一直都感到崇敬，受到启发。由于周扬同志一生从事文艺工作，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周扬的工作及文艺思想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兴趣。共同的志趣，让我们真正变成了同志。”

　　巍峙同志，新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者，为新中国的文艺开拓创新，破冰斩棘，奉献终身。愿巍峙同志健康长寿。

　　2014年7月

　　北戴河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