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推崇的是“士志于道”。弘道，就得有胆略去面对人间秩序的重大问题，去揭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透露的维新路径。

　　我想，朱维铮先生（1936-2012）学识贯通周秦直至晚清，晚年却偏偏选择“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作为他的研究与撰述主题，正因为他有以道来批判现实世界、促进“旧邦维新”，以道来维护精神价值、代表社会良心的良知与勇气。

　　“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那三个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却与西方的科学创新、哲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一概无缘，“帝国腐化，真正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然而，对那三个世纪，中国社会自身发生了怎样的剧烈震荡，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后，引起了怎样的碰撞与变异，以及中国改革究竟该走怎样一条路，又该怎样全面评价中国文化与政治传统，人们的认识至今仍有巨大分歧。此即朱先生所谓，“音调未定”，有待“求索真文明”。

　　朱先生曾对我这个晚辈坦言，他晚年笔耕不止，却又凝缩于少数几部著作，就是想把他多年治学、参政、做人所悟得的“道”，以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对学术与思想要旨的结合性阐述，给今人一些道出“实相”的启发，有助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改革。

　　我有幸认识朱先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王元化先生设于衡山宾馆的工作室。那时，王先生的工作室如同文化沙龙，经常高朋满座，各种意见自由发表，人际关系因为毫无功利掺杂而格外和谐。朱先生便是这间沙龙的熟客，我也常去叨陪末座。朱先生虽为著名前辈学者，却经常与我等晚辈晚学平等交流。

　　还记得，我刚出版当代思想家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便蒙他不弃，审阅后给予重要指教。譬如，他曾追问，顾准研究亚细亚课题，究竟得出了什么结论？顾准这样一位倾心于西方文明、积极向国人介绍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传统乃至基督教文明与骑士文明精粹的人，为什么最后却要着力指出，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既有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也有“自相残杀”和“不顾大体”的负面作用？他其实是批评我在《顾准全传》中没有写清这些问题。我后来在《读书》杂志，发表八千字长文《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就是对朱先生，以及同样关注这些问题的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补交的答卷。

　　多年以来，朱先生以一个超越个人利害、关怀全社会公共事物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 

　　直至朱先生病重住院，我与王元化先生的秘书蓝云去医院探望时，朱先生还强撑病体，兴致高涨地对我谈起，他特别欣赏顾准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掉，西方那些经典作家都是在西方背景下写作的。他指出，我们首先要弄清中国是什么，然后再来回答，中国的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的明天应该怎样？他继而指出，中国不向西方认真学习肯定不行，全盘西化也肯定不行，中国的历史轨迹提示，中国的确有自己特有的现代化道路。他殷切叮嘱我，寻找几位同道，把顾准关于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在新兴国家将有“特殊样式”，因此会有“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的阐述，以继武接轨的方式，结合中国历史与改革现实，继续研究下去。

　　那天，朱先生穿着病服，端坐在木靠椅上，脸色泛红，目光如炬，语气凝重，微微喘着气说完这番话后，又让夫人王医生，取出早已准备的大作《走出中世纪二集》，不顾我阻拦，坚持在扉页上亲笔题赠。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他对我的指示，我将努力为之。 

　　朱先生“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精神与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走在中国良性改革的道路上。

　　感谢上海电视台王韧导演及其团队，精心制作纪实电视片《朱维铮》，让我们可以再次瞻仰先生的风采，聆听先生的教诲。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郑逸梅先生不仅是文史掌故作家，还是收藏大家，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