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上海的外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身反法西斯战争，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以抗日复国为宗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长期在上海活动。1932年，朝鲜义士尹奉吉用炸弹袭击日军，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炸得日军胆战心惊，轰动一时。

　　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尾崎秀实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担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其间，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都有很多交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尾崎秀实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与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联共（布）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尾崎秀实后来回到日本，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定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他后来与佐尔格两人被日本当局秘密绞死。

　　鹿地亘是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捕入狱。1935年，他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并致力于《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后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下进行反战工作。1945年，他在重庆，单独受到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

　　“八一三”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时，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求助英国朋友和美国红十字会，为新四军争取了一大批国际援助。

　　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参加新四军,在山东作战时牺牲。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参加新四军，任纵队卫生部部长，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至1937年底,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451人,另有白俄300余人加入中国籍,为中国作战。

　　1937年，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倡导的南市难民区，成为数万难民的庇护所，也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雏形。

　　1938年3月，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1939年，“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带大量军需物资，包括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斗争。

　　1939年至1941年，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60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

　　在近代上海奇特的政治格局下，这些侨民为反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