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戴永夏 山东平度人， 1942年生，196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时代》杂志副主编；济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教育编辑室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已出版《戴永夏散文选》《心祭》《片羽寸心》《名泉之冠趵突泉》《趵突泉史话》《泉文化——济南》《山东民俗琐话》《凡俗雅韵》等著作。

　　在现当代中国文坛上，萧军可谓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另类作家”。他出身行伍，当过骑兵、宪兵、炮兵，却又热爱文学，成了作家，而且蜚声文坛；他敢恨敢爱，患难中“英雄救美”，跟著名作家萧红生死相恋，相濡以沫，却又情深缘浅，“爱并痛苦着”，短短几年两人就劳燕分飞；他铁骨铮铮，爱党、爱国，具有民族气节，却被打成“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长期遭受打击迫害。他还有“文坛独行侠”“十足的流浪汉”“出土文物”等多个称号，每个称号都记载着他的一段历史，一种命运，一曲人生之歌……

　　一

　　我跟萧军“相识”，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我经常到县文化馆借书看。一次，我无意中借到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回家一读就被这两本书吸引住了。于是，萧红、萧军这两位夫妻作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高中后，我又读了萧红的《萧红选集》《呼兰河传》和萧军的《五月的矿山》等书，在对他们有了更深刻了解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俩的不幸遭遇：萧红已于1942年1月孤独地病逝于战乱中的香港；萧军在被当成反动文人屡遭批判后，似乎从人间蒸发，多年无声无息。

　　就在萧军的名字在我记忆中尘封了近20年后的1979年，我忽然从《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他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得知他在历经磨难后，已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返文坛。高兴之余，我立即给他写了封长信，信中谈了我对他和萧红作品的喜爱及读后的粗浅体会，并向他请教杂文写法。本来，我对这封信能否寄到并无多大把握，因为从刊物上抄的地址不太确切。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信刚寄出四五天，我便惊喜地收到了萧军的亲笔回信。在这封写满5页信纸、1200多字的长信中，萧军热情地鼓励了我，客观地评价了萧红：

　　您对萧红的作品如此热爱，这是难得的！您对于她的作品感受和评价我认为也很深刻而正确。严格说起来，她确是一位不凡的散文诗人，一切是自然，清新，通明，透剔；美丽得一尘不染！从２０岁她正式开始写作，到３２岁逝世为止，短短十年期间她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衡量，在我国女作家群中是少有的一位。我作为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伙伴，作为她的一个读者，是永远怀念她的！……

　　同时，他又十分诚恳地跟我谈了写作杂文的经验：

　　您的《“忌讳术”及其他》和《“面子”小议》两篇杂文全读过了，我的主张是这种文体是需要发展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及时揭露坏的、丑的、恶的……人和事；肯定、鼓励、赞扬……好的、美的……人和事。必须憎、爱分明，忠、奸立辨……才是正路。在我读过您的杂文以后，顺手在旁边写下了如下几点想法。写杂文：

　　一主题集中，二例证少举，三言词简劲，四有幽默感，五诉于理性，六形象化，七耐人寻味……

　　如您喜欢这一文学形式，或工作上需要，是可以多读一些鲁迅先生这方面的作品的，对您会有所启示和帮助。由于鲁迅先生是位文艺创作家，因此他的杂文善于“形象化”。有一些人也都在学习“鲁迅式”的杂文，但常常是形似而神非……

　　这些凝聚着老作家心血的经验之谈，可谓精辟深刻，切中时弊，给了我以很大帮助。我在万分感激的同时，也产生了去北京拜见萧军、面聆其教的想法。

　　二

　　真是心想事成。我想拜见萧军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那是1979年4月25日，我到北京约组稿子，专程去拜访了我景仰已久的老作家萧军。

　　当时，刚“解放”不久的萧军住在北京北海边的鸦儿胡同。这是一条旧式小巷，白天也少人走。适逢春雨初霁，路上满是积水和泥泞。我按照事先记下的门牌号，来到一个挂着“五七工厂”牌子的杂院，向一个人打听：“萧军住在这里吗？”那人向楼上一指：“那不就是萧军！”

　　我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座破旧的二层楼平台上，正站着一位穿着朴素、样子很普通的老人。这就是曾经叱咤文坛的大作家萧军？我当时真难以置信。老人听到我的问话，向下瞅了一眼，便从楼上走下来。他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便热情地把我引上楼去，在一间简陋、拥挤但布置整齐的房间里接待了我。这是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面除床铺、旧沙发和少量书籍、古董外，墙上还挂着鲁迅先生的大幅照片以及郑板桥等人的字画。还有一幅画着老虎的画，上面有萧军亲笔题诗——那是他为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小女儿萧黛而作的。他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又拿来一把盖上粘了胶布的旧暖水瓶，倒茶给我喝——这是很普通的粗茶，色浓而味淡。他嘴里衔一只木制大烟斗，抽着呛人的老烟叶——从这些细节中，也约略看出老作家的生活境况。

　　趁萧军抽烟的工夫，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矮敦敦的个子，穿一身半旧的劳动布工作服，无沿小帽盖着满头白发。但他脸色黑红，双目有神。那两道倒八字形剑眉，更透出一种英武、豪爽之气。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在他７２年的生涯中，屡经坎坷，几度沉浮，但他始终坚强不屈，历难弥坚，顽强地活了下来！

　　记得未见萧军时，我曾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模糊中，给我留下乖戾、傲慢之类的印象。可此时我的感觉，却跟那些传说大不相同。他忠厚、慈祥，待人诚恳、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听说我是青岛人，立刻一往情深地回忆起青岛来。他说，青岛是他到过的城市中最值得怀念的三四个城市之一。１９３４年初夏，他和萧红因宣传抗日受到日伪反动当局的迫害，逃出哈尔滨，首先来到青岛。在这里，他俩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以后，他又在这里写完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二部）等书。

　　对一位真正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创作和出版权利被剥夺。而这位中外知名的老作家，有感于现状，前些年却发誓“和文学绝缘”，希望“被世人所忘掉”。现在呢？我试探地问道：“您还在写作吗？”他听了，爽直地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许多报刊、出版社都向他约稿，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他除将萧红遗下的四十几封信注释完，陆续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外，又着手注释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信，并计划就毛泽东给他的十来封信写点回忆文章……他说这些事不写，后人无法知道。他显得轻松而自信，使人感到在他身上，确有一股生命之火生发出来，点燃起他艺术的青春……我知道那些年萧军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尽量避免谈及那些痛苦的往事，以免刺伤他的心，但萧军并不介意。对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遭遇的苦难，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博大的胸怀，乐观的精神，令人折服。

　　三

　　交谈中，萧军又跟我谈起文艺界的现状和历史，并再次谈到萧红：“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只有十年光景，总共创作了110万字。选集所收的文章，仅占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她虽然很有才华，但由于贫病交加，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她戏称我为‘壮牛’，称自己是‘病驴’……”他还借机叮嘱我说：“所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年轻时不注意，年纪大了就容易出毛病……”

　　接着他的话题，我又问了他一些有关萧红的事情。比如，他们的通信中，彼此常用“小海豹”“小狗熊”等外号相称，不知有何用意？萧军听后，满含深情地说道：“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因此虽然很穷，但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

　　两萧的患难之交，确令不少人羡慕。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了不到六年就又分手，这也让很多人为之惋惜，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传说或猜测。采访中我很想就此问题向萧军请教，但又怕这会使他伤心，所以没有直接提出，但他说道：“我们俩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这段话，可谓他们共同生活的真实写照。

　　四

　　那次采访过后，我曾写过《海滨沧桑觅旧踪》等文章，向读者介绍萧军。萧军也给我写过多封亲笔信，谈他的创作和生活。他还把他的《吴越春秋史话》《萧军近作》等著作题签后寄赠给我。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就在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两张亲笔题签的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是萧红的。他在信中说：“从孩子们那里‘挤’出两张照片寄给你。”这更让我掂出了照片的分量。

　　萧红的这张照片，是1936年春天在鲁迅先生家门前的台阶上照的。照片上的萧红，身着长呢裙，脚穿旧皮鞋，发辫上打着两个大蝴蝶结，面带微笑，给人以美丽、和善、聪颖、天真之感。尤其她那双睿智、明亮的大眼睛，深情地注视着面前冷酷的世界，几多自信，几多迷茫，几多希冀，几多感伤……

　　1934年11月1日，萧红和萧军从青岛乘船到了上海。当时，他俩在文学上刚刚起步，在生活上穷困潦倒，到上海后又举目无亲。就在他俩生活和事业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鲁迅先生给了他们无私的帮助：不但在经济上接济他们，还仔细阅读了这两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写的长篇小说——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并认真为之写序，给予这两本小说以很高评价，随后冒很大风险，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帮助出版了这两本书，使两萧一举成名，也奠定了他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当时的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时期，鲁迅等进步作家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不但行动不自由，家庭住址一般也不向外人公开。但通过一段时间的通信，鲁迅对萧红、萧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遂于1935年11月6日第一次邀请他俩到家中（北四川路大陆新村9号）做客，这给了两萧以极大安慰和鼓励，从此跟鲁迅的交往更密切了。当他俩看到鲁迅先生体弱多病，许广平终日劳累忙碌，淘气的小海婴需要照料时，立即将原租的房子退掉，将家搬到离鲁迅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永乐里，以便对鲁迅多一些照顾。这以后，两萧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曾写道：“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1936年早春的一天，当萧红再次来到鲁迅家时，便随意地坐到门前台阶上，留下了这张可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能流传下来，也实属不易。抗战爆发后，两萧重又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流亡途中，两人在1938年分手，四年后萧红便在贫病交加中死于香港。而萧军也多灾多难，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尽管如此，他仍十分珍惜跟萧红的这段情缘，这张记录着他俩美好时光的照片也一直带在他身边，伴他劳改，伴他坐监，也伴他从“地下”重返人间……萧军的这份深情，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感到莫大欣慰吧！

　　如今，萧军已离开我们27年了，但他写给我的信和送给我的书和照片等，我一直当作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身边。每当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我便会想起萧军的榜样力量，想起他的教导。他曾在信中对我说：“我从来很少为自己‘悲伤’的……人生只有战斗。既然战斗了，刀伤、弹打自应难免。一个真正的战士，常常是蔑视这些‘记录’的。否则的话，就要丧失勇气，或者成为神经衰弱了。”这就是一个老战士对待人生的战斗宣言。它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勇气和力量。如今虽已年老，我仍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