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队员被执行死刑

　　10月15日上午，霍尔马克、法罗和斯帕兹被带上法庭。中条丰马审判长向三名美国飞行人员宣读了死刑判决。刑场设在高境庙火车站对面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内（位于今殷高西路以南，逸仙路以西）。刑场上竖立了三个用新木头做的十字架，附近放置一张小桌子作为仪式的祭坛。

　　下午4点半，霍尔马克等三位美国飞行员被三辆卡车押到刑场。他们被带到十字架前跪在地上，两个手臂分别绑在十字架上。每个人眼睛都被戴上了白色眼罩，在眼罩的额头中心位置用黑色墨水画了一个标记。行刑队有六个射手。第一组三个射手负责先开枪，第二组射手负责补枪。行刑现场有法务官、医疗人员、宪兵和一名翻译。田岛少尉为行刑队的指挥官。三个士兵作为墓地周围的警卫。点燃放在祭坛上的香炉。“预备！”排在前面的三个士兵举起步枪瞄准眼罩上的黑色标记，这距离仅仅只有30英尺。田岛少尉举起他的手臂。

　　“射击！”他喊道，顺势挥下手臂。三次枪声打破了午后的沉寂。每颗子弹都击中了他们的目标。田岛少尉命令行刑队退出子弹。三名医疗人员各自检查一个人，尸体被解下由看守放置在棺内，并搬到祭坛前。日本人按照武士道的习俗，所有人集中站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进行短暂的静默。三具棺木被快速地装到一辆卡车上，送往日本侨民协会火葬场火化。11月14日，骨灰盒被转移到胶州路207号的上海万国殡仪馆。

　　五位队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10月15日下午，海特、米德尔、尼尔森、巴尔、德谢泽等五人由士兵带出囚室。审判长中条丰马开始用日语宣读审判决定：你们犯有滥炸学校、医院和扫射平民罪，已被判处死刑。但由于天皇的宽容，给予“特殊待遇”，免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判决书刚读完，士兵们围上来把他们押回单人囚室。他们继续在那九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囚室里过着单独监禁的生活。长期的监狱生活，使每个飞行员的健康状况都迅速恶化。他们都患上了痢疾和营养不良、水肿、脚气等病。巴比·海特的身体状况最差。1943年1月25日早上，他刚一起床便昏过去了。苏醒过来之后便出现幻觉、不能走动。一个日本医生检查过后，给他注射一针，结果他整整48个小时不省人事。

　　激起美国朝野一片愤怒

　　6号机组和16号机组人员被俘后，美国方面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所以将他们列为失踪者。1942年8月15日，从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得知8位美国飞行员作为囚犯关在大桥大楼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据官方报道这些人健康状况良好，唯一可以得知的名字叫做“法罗”。瑞士领事馆试图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是没有成功。在三位杜立特队员被处以死刑的四天后，日本政府在电台中播出：他们已经对杜立特的两个机组人员进行了审讯，并判其死刑。在对其中大部分减刑为无期徒刑后，也宣布了将对某些人执行死刑，但没有提供姓名或者其他事实。

　　美国国务卿赫尔联系了瑞士驻美国公使，要求其政府帮助查询东京的报道是否属实。瑞士公使询问日本外务省。但日本没有答复。直到l943年2月l7日，日本政府在答复瑞士政府的问询时，证实了对部分被俘的杜立特突袭队员已处以死刑，但拒绝透露被处死的飞行员的人数和姓名，也不提供被判刑的其他人的名字及他们的关押地点，并且不允许瑞士大使去看望他们。瑞士政府向美国国务院确认了突袭队员被判刑的事实。

　　4月12日，美国国务院通过驻日瑞士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通告，提出正式抗议。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没有发布杜立特突袭日本的细节。人们知道的是飞行员在完成任务后全部生还。4月20日晚上9点半，美国陆军部发布关于杜立特空袭的正式公报。它第一次告诉人们，轰炸东京的飞机从美国海军的“大黄蜂”号起飞。突袭日本后飞机全部坠毁，有飞行员死亡、失踪。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发布了被俘杜立特飞行员被日本处决的公报。这一消息激起的抗议日本军阀暴行的怒潮很快席卷全美国。阿诺德将军致信陆军航空队全体官兵，要求大家“加倍努力，直到犯下这些罪行的残忍的军阀们被完全摧毁”。在北非，杜立特发表声明，呼吁美国要继续轰炸日本，直到它被打得跪地求饶。

　　1943年4月18日，袭击东京一周年的这一天，江湾监狱里的5位杜立特队员被转押到南京的一所陆军监狱。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待遇同样恶劣。同年l2月1日，26岁的鲍勃·米德尔在南京陆军监狱囚室里死去。1945年6月15日早上，四位幸存者从南京陆军监狱秘密转押到北平日军陆军监狱。米德尔的骨灰也随四位幸存者一起转移到了北平。

　　8月15日晨7时，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公布：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8月20日，在北平的四位被俘杜立特队员由尼科尔少校率领的一个六人小组解救出来，重获自由。营救组的无线电操作员马上向在西安的上级发电报告。美国随军记者当天向全世界报告，四位失踪的杜立特轰炸队成员还活着。美国报界以头版大字标题刊发了这一新闻。

　　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寻找战争失踪军人，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牺牲军人遗体迁回国安葬。美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上海一家殡仪馆的搁板上，找到了三个小小的木质骨灰盒。根据一份原始的日本案卷和年龄，鉴别出他们的真正身份。此后，米德尔、霍尔马克、法罗、斯帕兹等人的遗骨被带回美国。然后，前三人被安葬在阿灵顿国立墓地，斯帕兹则是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国立墓地。

　　不彻底的审判

　　1946年初，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这个战区里被控犯有战争罪的个人、单位和组织。2月27日上午10时，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开始对泽田茂、和光勇精、冈田隆平、立田外次郎“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的指控进行审判。起诉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不正当的审理和判决8位杜立特飞行员，不配备辩护人及翻译，蓄意非法判决杜立特飞行员死刑；在狱所内殴打、虐待杜立特飞行员，拒绝给战俘充足的食物、保护、卫生设施和医疗救助。3月18日，检方与辩方分别进行多轮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有超过600页的证词、论据和书面证据，记录了8名被俘虏突袭队员的遭遇。出庭的证人包括原第十三军法务部长伊东章信。审判一直持续到4月。审判中检方与辩方的辩论非常充分。4月15日下午，审判长宣判：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泽田茂中将、冈田隆平大尉、立田外次郎上尉判处重体力劳役5年的监禁。和光勇精上尉判处重体力劳役9年的监禁。就这样，历时48天，经过第20次公开审理，对虐待、杀害杜立特队员的罪犯的审判结束终了。

　　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报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轻也。泽田茂弯腰领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鞠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辩护律师频频向法庭道谢，感其大恩。”其实，虐杀杜立特队员案中的战犯泽田茂在1939年10月至1942年10月期间担任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他对上海郊区的烧杀惨案和“清乡”负有直接罪责。1940年4月的青浦“青东大屠杀”，经调查被枪杀、刺死、烧死、酷刑致死的有姓有名遇难者就达803人，烧毁房屋达4400间。这一重大惨案，便是由泽田茂为首与日独立混成第17旅团长谷川正宪、日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正实等共同策划指挥的。应该说，泽田茂是这一重大罪案的首犯。但是美军在审判中竟无一字提及。

　　宣判的结果在报上公布后，中美两国人民和媒体认为判罚过轻，非议声此起彼伏。死难美国飞行员的父母和亲戚写信给总统和国会议员表示愤慨。因为不光对虐杀杜立特突袭队员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而且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审判更不彻底。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