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应该将多少时间投入科研和学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确保科学家用于科研和学术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5/6。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表示，减少行政、社会活动对科研的干扰，给科学家更多的科研时间，使他们能够解除后顾之忧、排除名利扰动，对于科技创新非常重要。

　　科学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笼统的说法，是非科研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据《人民日报》此前报道，不少科学家都在忙于事务性工作，“一年当中，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尤其是课题组组长，必须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一些繁杂的琐事：怎么申请到项目经费、怎么让这个课题组活下去……”而其根源，则在于当下科研管理的行政化。

　　此番《意见》明确提出优化科研管理环境，落实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应该说，切中了当下科研机构管理中严重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弊端，值得期待。

　　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智力活动，不仅有自身规律，而且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不能完全纳入一个刻板坚硬的框框去复制。管理者应该以极大的宽容、灵活性以及自由度，激发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和创新冲动，甘做幕后的“孵化器”，而不是动辄以规范管理为由，设置过多的量化指标，过度干预科研活动的进展，甚至以锦标为鹄的，揠苗助长，贪功冒进。

　　而目前的项目经费制度、考评制度等，多体现为对数量和进度的追求，尽管任何管理都应该有章可循，落到实处，但过细的管理并不太符合科研本身的规律，恐怕很难释放科学家的激情，实现科研成果的涌流。其结果除了产生大量学术泡沫，也使得每年高达万亿的科研资金难有相应产出。

　　前两天，《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讲述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遗孀李佩老人的文章，其中提到，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三位老人的答问很简约，但却道出了优化科研环境的根本路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乃至正常的学术讨论环境，是科学创新的关键。不是不要管理，而是要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管理。“行政化”和“官本位”，并不能释放科学家的创新精神。

　　为了把时间还给科学家，除了制定硬性的5/6时间比例，还应持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营造更良好的科研软环境。习近平曾指出，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才能真正推动科学家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