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千里救美”背后的惊人内幕

　　其实，事情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简单。关于孙科营救蓝妮真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于不惜与蒋介石闹翻，擅离重庆到南京，准备转往上海解救蓝妮。为此上演了一幕富有传奇色彩的所谓孙科被“劫持”回重庆的插曲。对此，杨雨青女士在《孙科被“劫持”回重庆》一文作了详细披露。

　　原来抗战胜利后，孙科的“亲苏联共”主张使蒋介石异常恼怒。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其时由于孙科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谣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如此时让孙科赴沪，更会引起外界猜疑。此外，国共两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会前做好充分准备。蒋介石故于11月12日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吴铁城奉蒋指示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孙科回重庆商议。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明日必定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之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特意手书了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说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仍无功而返。吴铁城认为孙科去意已决，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六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负责。蒋介石接到吴铁城汇报的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南京方面的计划。15日下午，吴铁城去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蒋介石不惜以“劫持”手段强迫孙科返回重庆，是因为其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请”回重庆。

　　杨雨青女士认为，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但在我看来，表面上孙科私自离开重庆是他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其实他取道南京转赴上海，真实目的是因为他牵挂着蓝妮，他要尽快设法解救蓝妮出狱。他之前求助戴笠、蒋介石都无果，只好凭借谁也奈何不得他的底气，演出一场“千里救妇”的闹剧。事有凑巧，孙科“出走”之时，恰逢国共和中苏关系极其微妙之际，蒋介石唯恐孙科节外生枝，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显然有反应过敏之嫌。孙科的强硬态度，也使蒋介石改变初衷，退让一步，成全了孙科“不计得失救美人”的壮举。据称，在孙科被带回重庆的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就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

　　孙科成功营救蓝妮出狱，被人视为他的风流韵事，日后常常成为各方攻击他的材料。

　　蓝妮指责戴笠公报私仇

　　蓝妮晚年认为，戴笠治她“汉奸罪”是公报私仇，为此她耿耿于怀，极不服气。她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这混蛋动坏脑筋，在上海下帖子要请我‘吃饭’，我坚决不去。他竟把我关起来……在牢内住了九十六天，我天天大骂戴笠是个王八羔子，看守的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在我看来，戴笠关押蓝妮不能说完全是捕风捉影，问题是他动机不纯，想以惩治汉奸之名，借机要挟蓝妮，行劫色之实以满足私欲。万没想到蓝妮心中深藏着孙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戴笠也就不顾孙科脸面把蓝妮抓起来，又没想到孙科为救她竟然擅离重庆，使蒋介石着实虚惊一场，并斥责戴笠的鲁莽。蓝妮很得意地说：“后来孔令侃打电话告诉我：为了你的事，‘小夫’（孔祥熙的子女都这样称呼蒋介石，大概是‘小姨夫’的昵称吧——作者注）打了戴笠一拐杖，还骂他混蛋！”（见许寅《十八年前访蓝妮》）

　　据蓝妮说，孙科为解救她出狱，曾向上海市长吴国桢甩出这样的狠话：“蓝妮是我老婆！你关照戴雨农把她放出来，要活的！否则我决不同他干休！”孙科的话使蓝妮在狱中少吃了不少苦头。起初她被关在苏州，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都关那里，后来被转移到昆山的一所小洋房，条件优裕。最后她就是被亲友从那里接回上海的。蓝妮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方有感于孙科对她那种常人不解的痴情，问道：“以您的才貌、出身、财力，当年拜倒在您石榴裙下者颇不乏人，何以让哲生先生成了‘蟾宫折桂客’？”她听了默然良久，徐徐答道：“这主要是缘分。男女之间，要结为夫妻，月下老人不牵线，没有缘分，决不可能。我与孙科就是有缘，不少人硬拆，也拆不开。抗战初期，我在重庆，孔祥熙就要我同他分手，说什么孙科没有钱，你为啥不找一个有钱的。我没有理他。”她还说：“他确实对我真心得很。我们一起生活十多年，他从来不违拗我。我性格倔强，谁也不买账，很有苗家习性。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很厉害，他总是笑笑：‘看，苗脾气又来了！’从来不同我争吵。我们这种犟女人最怕感情上受欺骗，也最恨在感情上受欺骗，碰到这样诚心的男人，自然会称心满意的。”（见许寅《十八年前访蓝妮》）

　　常言道：患难见真情。虽说蒋介石有条件释放蓝妮，对孙科“约法三章”，但事实上，孙科根本没把蒋介石的话当回事。蓝妮出狱后，孙科到上海就住进了玫瑰别墅2号，后来两人又双双前往南京。据蓝妮回忆，1946年夏天，她与孙科终于在上海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孙公馆补行了婚礼。

　　摘自《上海滩》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