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2日，我与妻在上海喜结良缘。在度过了一个月的“新婚蜜月假期”后返回连队。

　　日子过得飞快，眼看妻即将临盆。我是心急如焚，几乎天天找连长要房，好说歹说连里总算拨给我们一间老职工刚搬走，连门板都已卸掉的“小草屋”——一间酷似洪荒时代穴居人遗留下的“屋”，如果还可以算“屋”的话。剥落的泥墙，塌陷的火炕，倾斜度大于比萨斜塔的烟囱，以及让我这高个必须弯腰躬背方能挤进的门！

　　是的，尽管破败如此，但我与妻仍欣喜若狂，毕竟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有了一间可以挡风御寒的“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而让我俩切切期盼的是：在这“家”里，我们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有了“小草屋”后，我俩决意要使它焕然一新。于是妻怀着将出未出的“他”，攀上爬下，忙着刷墙、糊窗纸。我拿着泥刀，抹外墙、扒火炕、掏烟囱，忙得不亦乐乎。我的学生（那年我在连队教书）闻讯后，用板车为我们拉来一车树枝，在屋外四周筑起了篱笆。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便搬家。所谓“搬家”，其实也就是把我俩从上海带来的有限家当凑合在一起——一只碗橱，两只樟木箱，三四条被褥而已。我从学校搬来两只课桌权充饭桌。当我们打开樟木箱，取出从上海带来的结婚用品，小草屋里便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

　　为庆贺有生以来第一个“家”，我还特地从知青宿舍拧来一只一百瓦大灯泡。刹那间，小草屋里一片大光明，蓬荜生辉，不是“婚房”亦聊胜婚房啊！从此以后，我与妻便打柴、挑水、做饭、养鸡……在小草屋里开始“两人世界”的新生活。

　　两个月后，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我俩的爱情结晶、一个“龙”的传人（妻属龙）呱呱落地。乌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方正的额头、棱角分明的脸庞、紧抿的小嘴——很帅！儿子来到世上，顿使小草屋里充满着生机与喜悦。

　　每天我早早地从连队食堂打来豆浆，端到妻子跟前，算是给她补补身子。下班后，我忙着做饭、洗涮、挑水，一刻也不停。碰到给小家伙擦身洗澡，我更是手忙脚乱。一次，怕儿子着凉，我把炉筒子烧得通红，可反倒让儿子感冒了。我急得手足无措，连夜去团部医院搞药，往返三十余里，累得够呛。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给儿子洗澡，我都让妻子抱着儿子在小草屋外静候，直到我烧热坑，烧好水，屋里暖融融的才让他俩进屋，小草屋里洋溢着新生命的活力。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小草屋里便只有他们母子俩了。间或我也会趁着学校放假，回小草屋温暖过几回，但已是“来亦匆匆，去亦匆匆”了。听妻说，小家伙自我走后，日长夜大，满炕乱爬。妻做事时，怕他从炕上摔下来，便用一根绳拴住了他，我闻之心痛不已。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小草屋”一直是我们三口之家的栖身之所。

　　岁月如流，往事如歌。前些年有“荒友”退休回沪，我问他当年的“小草屋”是否还在，他笑着说：“早已拆了，已盖起了两层楼的小别墅。”但我脑海中的“老照片”却永不褪色，那可是我与妻用自己的双手，全部的爱意搭建起来的永远的“小草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