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冬参加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东京审判》的审片会，当荧幕出现科林·F.布赖恩在东京法庭解开上衣，袒露脖颈，讲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斩首经历时，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书日文版中也曾看到过的这一幕。作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在叙述了一组这类事件时说的一句话，至今在我脑际中仍留有深刻的印象：“当这类证词呈堂时，一些被告会摘下耳机。有的低下头，有的闭上眼，他们不愿或不能听到这些最恶劣的事情。展现在东京法庭上的场景就像希罗尼穆斯·博希在《堕入地狱》中描绘的恐怖画面。”布拉克曼之所以坚持要写出此书，根本的动机就是痛感不能遗忘的“罪孽”正在被遗忘。

　　本书从构想到成书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在东京审判的相关书籍中，大概没有哪一本像本书下过那么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岁被合众国际社派往东京报道东京审判，从那时起，他即有“写一本书”的“朦胧的念头”。所以他不仅尽可能多地出席了庭审，还开始收集包括隔日印发的前一日的庭审记录在内的各种文献。以后布拉克曼转任东南亚等地，各种新任务纷至沓来，但为东京审判写书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

　　上世纪五十年代布拉克曼回到美国后，遍访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等公私收藏机构，查阅了用“巨大”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的大量文献，在当今世界，在东京审判这一领域，大概没有哪位的阅读量超得过布拉克曼。为撰写本书，三十余年中，他还采访了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与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学教授有过交流和讨论。作为一个记者，跟踪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采访东京审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书是他的绝笔，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东京审判是名副其实的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的。

　　本书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日暮为本书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一、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进而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二、“实证”为本书的显著特色。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本书中述及的外界从来不明的法官团内部的情况。三、对当事人做了相当多的访谈。那些重要当事人，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托·A.勒林，在本书杀青时都已离世，作者抢救下的这些可补文献记载不足的访谈，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四、对审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场。

　　本书不是学院型著作，与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布拉克曼撰写此书，自始就是为了更广泛的读者。译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与美国求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无论在专业上，还是语言上，对本书的翻译应付裕如自然不在话下。译者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后人，与原著者布拉克曼会有普通译手难有的神会，使原著的情感与精神得以流传。

　　（本文为上海交大出版社新书《另一个纽伦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