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一个孩子向前走，他看见什么，他就成为什么。他最初的看见，就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诞生在虹口区。睁眼看见的，是全国最大的一片石库门居住区——浙兴里。200多幢整齐的红砖房、一道道黑漆门，如果是在这个时节，很多天井里会伸出粉白相间的夹竹桃来，那是我最早认识的花。

　　每天早晨，唤醒我的是女高音歌唱家钱曼华“咿咿咿啊啊啊”的练习声，她家的后门正对着我家的天井，她在三层楼晒台上开始练声，姆妈便来唤我：起来啦起来啦！一样的太阳，照亮歌唱家的嗓子，也晒进你的被窝，莫负光阴啊！

　　然后去上学，弄堂口的溧阳路第三小学。

　　那真是“就近入学”啊，从家门口跑上50步，就冲进了教室。出早操，干脆就是在弄堂里排队，队伍蜿蜿蜒蜒，排回到了家门口，一扭身，就可以看见外婆笑眯眯地倚在门口。学校是由住宅改建而成的，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破落”。头一天上学，我带回了一身上下的蚊子包，姆妈数到近100个时，再也忍不住了，心疼地拉起我去找老师。但就是在这么一所小学里，我几乎读到了每一个幸福童年都应该读的经典好书；也是从这所学校里，姐姐和我先后考取了有“神仙学校”美称的上外附中（竟也在虹口）。

　　浙兴里和学校有解不开的缘分，随便敲开一扇门，必然会居住着一位老师。我自家有一位教语文的姆妈，楼上则是复兴中学的物理老师，隔壁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数学老师，再隔两个门牌，又是一位历史老师。有一年《童话报》上刊登一整版的百科知识竞赛，我和楼上的几个小伙伴凑了半天还有几题做不出。姆妈于是带领我们小螃蟹一串去拜访四邻，一间间亭子间、后厢房、晒台假三层没少跑。难题解决了，另还有一个大开眼界：每一位老师的家再寒酸，也是堆满了书，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难题，都能在阿拉浙兴里寻找到答案。

　　因为教师住家多，这里的孩子就特别有福气。夏夜乘凉，橡皮水管哗啦啦一冲，暑气便吓得四散，躺椅板凳于是纷纷摆出，就有人提头：某某家的小朋友，给大家讲个故事！长长的弄堂成了超级舞台，从东头到西头，都是观众，永远不缺鼓励的掌声。我最拿手的《神笔马良》就是那时候练出的，一边讲故事一边仰望夜空，感觉世界真是无穷美妙啊，可以让我任意挥洒。

　　有时候，我们也过马路去散步消暑。每次路过瑞康里的时候，姆妈总会和我说：这里住着一位叫“林放”的老人，他办了一份全国响当当的报纸，就是我们每天看的《新民晚报》。浙兴里还流传着“马路对面”林放的传说：国家分配给他新公房，他不去住，说要在弄堂里接地气。单位派小车来接他上下班，他也不愿，而是自己去挤公交。结果挤车皮夹子被偷，他就用黄板纸裁剪了一个同样大小厚薄的，放在裤兜里，专候“三只手”。果然有一天，“皮夹子”又被摸走了，林放回家拍手庆祝，乐得像个孩子一般……

　　这个马路对面的老人，如此可爱可敬，成为我童年记忆里一个神秘的传奇。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我的第一选择是新民晚报。入报社第一天，看到老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的照片，眼泪夺眶而出。虽然我早已不住虹口浙兴里，可是这“最初的看见”，果真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长长久久。

　　十日谈

　　我与虹口的情缘

　　书店是城市不可替代的气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