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走过某家小店铺，顿觉恍如隔世，让人又回到了70年代的感觉。只见店门口小黑板上赫然写着：“大量供应各款假领头。”进门一探，哇，几十款各式男女假领头，琳琅满目。这不是我们年轻时代的时髦“服装”吗？

　　假领头，这个上海人曾有的“特产”，如今又悄悄回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假领头的使用者，不少是白领。

　　假领头是用零头布剪裁而成的，因为买零头布不用布票。母亲做的假领头有尖角领、圆领和方领的，领子中还塞进塑料硬卡片，更挺括。那时想添件新衬衣并非易事，所以用假领头替代衬衫十分普遍。

　　那个年代，我们穿中山装较多，一般都把风纪扣扣上的，里面是衬衫还是假领头根本看不清楚，可以以假乱真。女生也用假领头，在农场晾晒的衣物中就看到过不少花式品种的假领头。生活中，她们不仅将假领头翻在毛衣外面，甚至翻到了棉袄罩衣的立领外，在那个千篇一律的没有个性的环境里，那一片片带着浅浅的小花或者格子的假领头竟成了古板世界里的一抹亮色。

　　假领头是我到农场里必备的“服装”，我用不同的颜色假领头搭配过不同的外衣，坚持不懈地“伪装”自己的生活品质。带到农场的衬衫只有一件，还是哥哥从崇明农场“上调”时带回的旧衬衫，而带去的假领头却有五六只，且只只是新的。

　　男生干活回来在浴室洗澡，几乎所有男生脱下的假领头挂成一排，别有一番风景。领头油腻了要去洗，洗好后皱皱的，为了挺括，我只好去食堂“老虎灶”泡来开水倒在大搪瓷杯中，趁热在衣领上来回烫，倒也能烫平一点，效果蛮好，不少人学我这个“土办法”烫假领头。

　　假领头也使我出过三次“洋相”。

　　头一次是在燎原农场民兵集训结束时的文艺会演上。十月的天，早晨还比较凉快，我便打扮一番，戴上了假领头，穿上中山装。不想场子不大，人头济济，空气不流通，我热得汗流浃背。轮到我上台，表演的是“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唱的那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十分紧张，当唱到“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我竟然神使鬼差，身不由己地解开了中山装几粒纽扣。台下一阵骚动，立即有人哄笑起来，有人指指点点。我心头一紧，糟了，“假领头”露出来了，慌忙又扣上了钮扣。那天中山装里面穿了件破“卫生衫”，前胸后背上有六、七个小洞，当时恨不得立即钻入地缝中去。下得台来，场武装部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错就改，蛮快的嘛？”还有一次，新三连民兵在海滩边实弹射击。我与陈震国等几个民兵干部闲聊，震国提出要与我比赛摔跤，我说：“你摔不过我的。”说着讲起我儿时在弄堂里是个“皮大王”，小孩中没有人摔跤赢过我的。震国不以为然，仍缠着与我比试。我俩交上手不到一分钟，我一个“大背包”把他摔倒在地。他从地上爬起来，嚷着与我比第二局。不知怎的，我被他一把揪住了衣领，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勾腿，我倒下了，假领头也被他一把拎了出来，引得在场观战的人哈哈大笑。“一比一”，再来一局，我搭住震国的腰正欲摔他时，前方射击比赛开始的哨子响了起来。我放下了震国，他手里还拿着我的假领头。我要回来一看，三粒钮扣一粒不剩，领口也脱了线脚。“赔我一个！”我有点责怪他。震国伸出两个手指：“赔你两个。”我哈哈大笑：“那还差不多。”

　　一次出工，扛着钉耙到了田间，才知道是翻地。那是一个力气重活，钉耙每翻几下，假领头就慢慢升到颈脖子上，我就只能歇下来，把手伸到双腋窝下，左拉一下，右拉一下，把假领头拉下来。旁边有几个女生在，我不好意思脱下，只好硬撑下去，整整一个上午，不停地重复着。一旁的周雅萍看到这个怪怪的动作，不好意思问，只是好奇地瞧着我。倒是心直口快的范建华问我：“陈排长，你老是这个动作做啥啊？”“你观察这么仔细干啥呀。”我实在不好意思回答她，只好故意反问她。不一会，我跑到了小条河旁，蹲在地上，悄悄地脱掉了假领头，塞进了裤袋里，若无其事地回到了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