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前我就知道未来连襟的父亲杨伯伯是位老八路。想象中一定是个魁梧的山东大汉。后来登门海军上海基地水电路干休所拜访时，却发现杨伯伯高个清癯、文质彬彬，似乎不像打过仗的人。当他晓得我平时爱好收藏时，即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连环画般大的毕业证书，向我讲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1939年底，作为进步青年，杨伯伯历尽千辛抵达革命圣地延安。由于新生来得太多招待所全住满，不少人晚上只好睡在无门窗或仅存半边墙的破屋内，大清早起床后会惊讶发现盖被挂起白霜。因为延安冬天最寒冷时，气温跌至零下25度左右。即使处于如此艰苦环境，广大热血青年信仰坚定，没有退缩，更毫无怨言，纷纷表示只要能在中国革命的摇篮里茁壮成长，再大的困难和险阻都不惧怕，并高唱“宝塔山高延水长，四海来风舞朝阳。峻峻寒窑出马列，延安花木万代香”，下定决心“担承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报到后，杨伯伯随即被编入抗大第三分校第6期，1940年4月15日开学。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公布了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等；军事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为立正稍息和连队作战指挥。校领导还郑重宣布开学第一堂课便是劳动。由于当时延安物质匮乏、供应紧张，许多东西得靠学员们自己动手解决。学员们每天吃的小米须翻山越岭，集体去几十里外的地方背回来。因为缺少工具，各班学员开动脑筋想办法，用长裤当口袋，把裤脚扎紧，然后装入小米扛在肩上。起初体弱的勉强背十来斤，锻炼了一阵子后，每人至少能背三四十斤。光背粮食不够吃，还得开荒种粮种菜。荒地难开，石头树根杂草丛生。抗大便组织各班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先画张小日本头像，将头像插入荒地中央，接着各班学员等距离从四面八方朝中心开荒前进，看哪一班率先把头像锄掉就算胜利者。

　　按校规平时各班轮流派两名学员，参加由边区政府统一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若任务艰巨工程浩大，如建造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就需出动全体学员到野外寻找建筑材料。杨伯伯他们曾经爬上凤凰山顶，背回坍塌庙宇的砖瓦以及被鬼子飞机炸倒的城墙石头。夸张点讲那所著名的大礼堂是延安军民用脊梁“背”出来的。

　　学习紧张、劳动繁重，每日三餐却很简单。主食小米。每人每月3钱（老秤）食油，所以大部分时间只能盐水煮菜，再浇点浮油。蔬菜少得可怜，夏、秋两季吃土豆、空心菜。冬天仅干菜过饭，一年内打过一次牙祭。

　　抗大冬、夏两季发棉、单军衣各一套。衣服均没扣子，以布条替代。搞不到染料，用铁锈和树根把布染成土灰色。学员们穿上这种土布军装，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特别光荣和自豪。每月还发给学员每人3元零用钱。因为条件艰苦，学习设备几乎一无所有。那年的情景是“膝盖当课桌，桌腿两只脚；板凳一块砖，课堂在露天”。晚间自习，每班两盏（6人1盏）棉絮作灯芯的油灯照明。下课后，大伙鼻腔全被油烟熏得墨墨黑。

　　学习期间，恰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和封锁，时刻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为此，抗大给全体学员发枪，并进行近战以及夜间行军作战演习。

　　1941年3月21日，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气氛中，这期学员胜利地完成了党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拿到了毕业证书，满怀激情开赴全国抗战战场。

　　认真听完杨伯伯的介绍，我再小心翼翼捧起那种毕业证书仔细端详，这可是薪火相传、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传统教材。

　　十日谈

　　我的红色基因

　　责编：郭影 王瑜明

　　父亲投身革命八十年，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他经常对我说，对自己这一生的选择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