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路64弄，一片进入拆迁阶段的石库门房子，载着沧桑岁月沉淀的外表——这里曾是《热血日报》发行所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国民通讯社所在地，只是，原造于上世纪初的石库门民宅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五卅惨案” 报道不公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占上海纱厂2/3的日本纱厂里，中国工人每日12小时以上工作换来的一角五分钱工资，还要被厂方扣存百分之五的“储蓄金”至工作满十年后才归还——半途辞工即被没收。1925年5月，日商内外棉七厂罔顾上海各团体的调停，开除工人数十名，日本大班还率打手开枪打死前往交涉的工人代表顾正红，并在公共租界逮捕4名预参加顾正红追悼会的大学生。

　　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繁华马路进行宣传和示威，租界当局调集巡捕血腥镇压，打死13人，伤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当时的外国报纸却在驻北京公使团的密令之下纷纷鼓噪说“五卅运动”是“赤党”搞起来的，是“赤俄”煽动的。而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则畏惧工部局的政治经济压力，为求自保，有的轻描淡写，有的甚至连罢工罢市的消息都不敢报道。

　　“两报一社” 应运而生

　　为伸张公理，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磋商后，邀请十多个团体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以该会名义于6月3日创刊8开4版的《公理日报》，刊登顾正红被害的经过，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消息、文告，成为了工人运动的宣传武器。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考虑到在上海所创首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为周报，不能满足每天变幻莫测的革命形势需要，于5月31日在宝兴里秘密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创办一份日报，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时任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任主编。

　　“哪有公理？只有热血！”根据瞿秋白说的这句话，新的日报命名为《热血日报》，并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抽调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于1925年6月4日创刊，4开一张，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的机关报。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由瞿秋白亲自撰写的《发刊辞》慷慨激昂：“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在五卅运动期间，大量报道了工商学各界的群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传播国际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的消息，深受广大爱国民众的欢迎。

　　《热血日报》编辑之一郑超麟曾回忆：五卅运动中，党创办《热血日报》的同时，曾办过一家“国民通讯社”，与《热血日报》在一起办公，同归中央宣传部领导。有些不宜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稿件，就以通讯社名义送给其他报纸，以扩大党的影响。当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编辑部不对外公开，报纸和通讯社的对外通信处都设在浙江北路华兴坊内。

　　出版10天 销量3万

　　瞿秋白妻子、中国妇女活动家杨之华回忆，《热血日报》报社就设在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同时具体领导共产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工作；当时的客堂灯光昏暗，中间放着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凳，虽然陈设很简单，但瞿秋白却对她说：“这项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

　　时任上海书报流通处的管理人员董受之回忆，五卅运动爆发后，曾在浙江北路华兴坊租了一间房子，建立发行所扩大推销《热血日报》和《公理日报》。每天来这个发行所批报上街销卖的报贩不下三四十人，可以销售《热血日报》二三千份，《公理日报》约一千份左右。《热血日报》出版10天，销数即达3万份，发行量甚至超过10年历史的《民国日报》。

　　两份报纸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揭露，在群众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和较高威信，被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公理日报》出版第22期后，于6月24日被迫停刊。《热血日报》出版24期后，于6月27日被迫停刊。

　　专家

　　点评

　　历时短暂

　　历史光辉

　　从出版期数来看，《热血日报》虽然短暂，但从“五卅惨案”第二天创办、6月4日就出版的速度，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罕见，其出版10天的发行量就超十龄《民国日报》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

　　弥足珍贵的是，在当时某些舆论对“五卅惨案”报道不公的情况下，《热血日报》仍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汉奸散布的无耻言论痛加驳斥。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凌（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