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梅溪学堂

　　1904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一个身穿蓝呢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脑后垂着一条细辫子的13岁少年，从安徽绩溪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进入坐落在南市的梅溪学堂。梅溪学堂创办人、我国早期提倡新教育的张焕纶先生，他是这名少年已故父亲生前最佩服的朋友。梅溪学堂当时开设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课；课本分别为《蒙学读本》《华英初阶》和《笔算数学》。因为听不懂沪语，少年被编入了最低班；其外乡口音还遭到班上同学们嘲笑。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给他们上课时说：“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话引自《左传》。”话音刚落，忽见安徽少年站了起来，怯声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沈先生一愣，不由问道：你读过《易经》？答：读过。又问：是否还读过其他经书？答：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再问：做过文章没有？答：没有做过。沈先生说：“我出个题目，你做做试试看。”沈先生出的题目是“孝弟说”。安徽少年当堂完成了这篇作文。沈先生一口气看完，对安徽少年说：“带上书包跟我来。”他们下楼来到二班课堂。只见沈先生对执教二班的顾先生说了些什么，后者便把安徽少年领到一个空座位坐下。安徽少年这才知道，他已连升了四级，一下子成了第二班学生。过了几个月，他又升入了第一班。这位安徽少年正是胡适。此时，梅溪学堂已改名梅溪小学。然而，就在眼看到年底就有望毕业时，少年胡适和另外三名学生，因为拒绝接受上海道台的考试，最后选择离开了梅溪小学。

　　关于为什么不愿接受上海道袁海观的考试，胡适后来回忆，一是这年他读到了梁启超等人的书，尤其是邹容的《革命军》，不仅读，还传抄，并自命“新人物”，觉得已在“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二是当时有个宁波木匠周生有在黄浦滩被一个俄国水兵无端砍杀，但判决却让胡适等学生和上海市民深感失望，胡适他们还因此写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观。有此前因，他们当然不愿去接受袁海观的考试。

　　进入澄衷学堂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第二所学校，是坐落在虹口的澄衷学堂。学校由宁波镇海商人叶澄衷先生创办，提倡并信奉八条准则：博爱、忠实、守法、庄敬、勇敢、俭朴、整洁、愉快的。1905年，时任澄衷学堂总教的白振民先生和胡适的二哥曾是同学，白先生看过胡适在梅溪小学时的作文，对他很赏识。胡适接受了白先生的建议，进入澄衷学堂就读。此时胡适最感兴趣的课程不是文史而是算学，他常在宿舍熄灯后，点起蜡烛继续做习题。由于成绩出色，他得以跳班。

　　学校国文教员杨天骥先生对胡适这个少年学生同样激赏，不时鼓励他多读书、勤思考。杨先生向学生们推荐经吴汝纶删节、严复译的《天演论》，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布置作文。胡适后来说，当时读《天演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胡适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他原来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他请二哥为他起个表字，二哥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胡适一听很高兴，就用了“适之”之名。后来发表文章，偶用“胡适”作笔名，1910年考留美官费时，正式用“胡适”这个名字。在澄衷学堂求学期间，除了严复，胡适觉得另外给他以较大影响的当数梁启超，尤其是后者写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时少年胡适已觉得梁启超的“‘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胡适坦陈《新民说》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让胡适知道除了“四书”“五经”，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的“种子”，就是当时播下的。最让胡适难忘的，是他在澄衷学堂求学期间，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算学基础。

　　和在梅溪小学的经历相似的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只待了一年半，也是不到毕业便离开了。离开前，胡适已是班长，为了学校的事，他不时与学校办事员起冲突，弄得很不愉快。又有一次，班上一名同学因故被学校开除。胡适觉得处理过重，向白先生提意见无效后，又写信抗议。结果受到白先生公开批评，还被学校记大过。尽管胡适知道白先生内心是爱护他的，但还是觉得很受伤，就不想再待在这里。恰巧此时，胡适得知中国公学夏季要招考，又有朋友劝他报考中国公学，这更坚定了胡适离开澄衷学校的决心。

　　考取中国公学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中国留学生认为此举有辱中国，顿起风潮；来自湖南的陈天华因此愤而投海，以悲壮的牺牲，呼吁国人努力救国。部分留学生受到震动，愤然回国，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大学。这就是1906年春天，在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黄板桥北开学的中国公学，校舍系租赁；资金多赖社会人士赞助。初时由于理解者少，赞助亦少，所以办学一个多月就陷入绝境。公学干事姚弘业先生激于义愤，于3月13日投江自杀，遗书中言“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姚先生的死和遗书引起社会震动，舆论也对其表示敬意，赞助者纷伸援手，办学伊始的中国公学，才得以度过危机。

　　1906年夏天，离开澄衷学校的胡适考入中国公学。那年国文考题为“言志”，监试者是总教习马君武先生。马先生阅览胡适试卷后，忍不住给其他老师传阅，大家都觉得中国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在胡适印象中，“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他自己也在中国公学学会了说普通话。这里给了在同学中年龄最小的胡适愉快的体验。他说“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都是同学中（推）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

　　暑假过后，胡适住进了他在上海求学的第三所学校中国公学。入学不久，胡适就和一个来自外省，名叫钟文恢的同学相熟了。钟文恢告诉胡适，他们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会所设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他本人是会长，并介绍胡适加入这个协会。胡适渐渐知道，住在会所的多是革命党；会刊《竞业旬报》的宗旨明为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但胡适清楚，“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钟文恢鼓励胡适为会刊撰稿，胡适信奉“做文字（章）必须要叫人懂得”的观念，写白话文正好与他这一观念相契合。于是，1906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竞业旬报》上，胡适用化名发表了一篇通俗“地理学”的文章，这是胡适的第一篇白话文字。不知是不是用白话文写作特别能激发灵感，胡适一发不可收，还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题目就叫《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这部计划写四十回的章回体小说从《竞业旬报》第三期开始连载。由于刊物办到第四十期停刊，所以胡适的《真如岛》没有写至终篇。但即使如此，许多年后胡适说，回头看当年他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那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

　　可见胡适求学中国公学期间，为《竞业旬报》撰稿于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他还说，在中国公学“这一年多的（撰稿）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中国公学的求学经历，也促成他后来“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筹备中国新公学

　　1908年9月，中国公学因各种矛盾突起，尤其是校方对学生的压迫之举，最终引发风潮，导致大多数同学退学，胡适亦在其中，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却始终没得着一张毕业证书。当时胡适只要不退学，第二年就可以毕业。

　　几乎与此同时，退学学生已在推举干事筹备并很快创办起了“中国新公学”。身为学生的胡适兼任《竞业旬报》编辑，并有偿教英文。因为创立背景不同，加上经济困境，这时候中国公学吴淞新校舍已在兴工开建，老公学干事之一张邦杰先生力主调停两所公学，召回退学学生。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先生眼见新校经济陷于困境，也赞成有条件调停合并。胡适后来回忆道：“中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坚持了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合并时新公学解散，胡适拿到两三百元欠薪。当时有许多学生不愿回老公学，包括胡适。不久他进入华童公学担任教职。但因“忧愁烦闷”，加上年少迷茫，胡适跟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沾染上了一些恶习。直到有一晚因喝醉“闹出乱子”被抓进巡捕房，胡适才幡然醒悟，从此改邪归正。这时传来清华学校留美庚款考试的消息，胡适在师友和家人鼓励下，积极备考，考取官费留学生。从而实现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华丽转身。

　　后记>>>

　　数年后，在陈独秀向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热情推荐下，胡适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成为一名著名学者。回望来时路，胡适不仅出生于上海，他的知识和学术始发地也在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为胡适提供了他日后的文化人生起飞的坚实跑道。他在上海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也推动了上海新文学的日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