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一个概念，指出自墓葬、遗址等处的古文献材料，涵括的对象从甲骨文、金文、盟书、玺印、陶文、货币、简牍、帛书、石刻，到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明清墓志等，甚至包括梵文、于阗文、佉卢文等古西域文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一直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诸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等重要文献的合编，北京沙滩红楼“秦汉简帛整理小组”的组建，可以说集合了全国的学术力量。王国维先生早前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刊布，获得更为广泛的运用，也大大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古文献材料不断出土，特别是90年代之后，出土文献的发掘与抢救，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尤其是简帛文献，因其承载的文字量大，信息丰富，内容重要，涉及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更为学界所瞩目。1990—1992年，甘肃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汉简；1993年，郭店楚简在湖北荆门发掘出土；1998年上海博物馆抢救了一批战国竹简；2002年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出土大量秦简；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抢救了一批秦简；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了一批战国竹简；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一批西汉竹简(2010年又入藏一批秦简)；1996—2010年，湖南长沙五一广场地区先后出土五批从西汉到三国的简牍；2016年安徽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今人何其幸，得睹如此丰富多样的简牍文献，且其中多为二千多年来首次面世的内容。我更为有幸，我踏入出版行业不久就参与了出土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

　　第一次接触出土文献，是担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责任编辑。在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濮茅左等先生的包容提点下，非专业出身的我不仅对“上博简”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更隐约地意识到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将成为一门“显学”。上海出版界在这个领域是名“新兵”。万事开头难，经过前期的深入研究分析，在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晓敏先生的主持下，我们设计了全新的出版方案，以大八开、彩色印刷、放大竹简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套书陆续出版后，在出版效率、体例设计、图版印制等方面获得广泛赞誉，为上海出版界在出土文献领域打开了局面，这也可以算是我在这个领域的一份“投名状”。

　　此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睡虎地西汉简牍》《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一大批简牍整理项目，以及《简帛》《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一批学术辑刊纷纷落地上海。不仅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甲骨文、金文、敦煌文献、西夏文文献等方面，中西书局在梵文、巴利文等非汉语文献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出版地位。

　　上海，这座几乎难觅出土文献的城市，通过一代出版人的不懈努力，已然成为中国的出土文献出版高地。

　　十日谈

　　古籍新韵

　　责编：郭影

　　明起刊登一组《文艺家谈初心》，责编：吴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