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1949年。

　　1960年我考入杨浦区少年艺术学校舞蹈班，后又考入杨浦区戏曲学馆沪剧班，从此与沪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学艺是艰苦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但领导和老师对我们学生的要求是做一个革命的文艺接班人，艺术上要文武兼备、一专多能。如果要说“不忘初心”，这恐怕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初心”。在沪剧教材中除了加强唱腔训练外，凌爱珍老团长特别强调要我们这批学生练武功，什么翻跟斗、打把子、练身段一样不能缺。第二年就排了武戏《白蛇传·盗仙草》，我演白娘娘，戏中要走边、开打、踢枪，最后还要从两张桌子上倒扎虎翻下，然后一排前桥。系统学习传统戏曲基本功的做法对演员非常有用，它为我日后的脱颖而出以及艺术上的精进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我是爱华沪剧团培养的一名演员。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1963年春节在红都剧场首演，这是第一个出现在全国戏剧舞台上的《红灯记》，后来闻名全国的京剧《红灯记》就移植改编自它。1964年11月，“爱华”的凌爱珍、袁滨忠、韩玉敏、凌大可、王育、徐德甫一行六人应邀赴京，并于当月6日晩上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摩学习中国京剧院的京剧《红灯记》，当介绍京剧《红灯记》移植于爱华沪剧团的沪剧剧本，他们是上海杨浦区属的一个小剧团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哦？团小志气大”，又接着说：“你们小剧团能搞出这么个好戏是不容易的”。五十多年过去了，主席的话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初心”。

　　1973年1月，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与爱华沪剧团合并成立上海沪剧团（1982年改制为上海沪剧院），为了体现合并成果，殷功普团长决定《红灯记》《沙家浜》两个剧组的成员相互渗进，宣布我担任阿庆嫂一角。一个区级剧团的青年演员刚进国家剧院马上得到一个女一号主角，这信任，当然也是一种考验。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剧院的一线上演出排戏，一个戏接一个戏。1982年的一天，我领悟了党组织的希望，打了入党申请报告。1986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的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了。1985年起，我先后担任了一团团长、直属团团长、浦东分院院长、马莉莉文化工作室总经理、上海沪剧院副院长。在体制管理上我也作了尝试，从计划经济的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从自收自支到完全个人的自负盈亏，这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欣慰的是每一次尝试改革的同时又伴随着一次次艺术上的收获，让我获得了许多奖项。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尽管很艰难，转过身来却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我的伤感和软弱，我把我的青春、我最宝贵的时光全部献给了沪剧事业，直至今日我不后悔。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2008年，我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退休了，从剧场舞台走下来的我又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大舞台，进学校下社区作艺术讲座，做评委，辅导群众文艺，作为上海白玉兰奖评委库成员观看演出参加座谈，用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老百姓是一件其乐无穷的大快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永远激励我去工作和生活。

　　明日请看《书法在法，妙处在人》。

　　十日谈

　　文艺家谈初心

　　责编：吴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