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载岁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设突飞猛进。我们这一代是亲历者，也是建设参与者。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北京搞“十大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等）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繁忙紧张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依然历历在目。工人们夜以继日，抢时间，赶进度，只为了能让世界看到首都的新面孔。其中一项是北京火车站。车站是民族形式，十分美丽壮观。有两只塔钟（直径六米）高高地矗立在顶上，十分显眼。大钟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倍高钟厂。这是一个八百人的公私合营小厂，生产的钟既不是电钟也不是时钟，而是“子母钟”：两只塔钟和月台上几十只钟都是子钟，由母钟控制，每分钟走一格，所有钟完全统一。我当时28岁，是公方厂长。1959年1月，上海钟表公司领导叫我带一位技术工人蔡竹青同志去北京接任务。没有样子，只有大钟的尺寸需求，要求钟面直径六米，八个面，走时统一。这样大的钟，厂里从未生产过。在回沪的火车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压力之大无法想象。回厂后向工人们传达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大家群情激昂，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为国争光。

　　我们首先参观了上海三只大钟，尤其是外滩的海关大钟，机芯巨大，特别是报点报刻的钟是浇铸出来的，但当时我国无此技术，只能另想办法。经过充分研究讨论，成立了几个攻关组：由蔡竹青同志负责总设计和定时传动机械系统，何元明等同志负责母钟控制台，周根寿等同志负责报时报刻问题。又请上海音乐学院协助研制和调试，最后创制了“钟声发生器”，还能唱“东方红”乐曲，用磁振荡把声音扩出去，比西方浇铸的钟要省时省力，轻巧精致实用，真是一种创新。钟面的“字”，用乳白玻璃，也请有关单位协作。

　　经过全厂职工日夜奋战，终于在九月初完成。北京铁路局专门派了一节车厢来装大钟零部件，我和有关职工随车第二次上北京去安装。同志们夜以继日安装调试，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当车站上空响起报时报刻和“东方红”乐曲时，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们无不欢呼雀跃！北京铁路局领导对我说：“你们厂小志气大，不愧为上海工人阶级。”

　　后我厂被评为上海市先进企业之一，蔡竹青同志评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