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钱琪；性别：女；年龄：49岁；工作单位：美国梅奥医院（Mayo Clinic）肾脏与高血压科； 采访时间：2012年4月19日上午；采访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元大酒店；整理者：杜卉

　　他是一个80多岁的韩国男性病人，因为心梗住进了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而且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每天的医疗费用超过15000美元。他也接受了人工心治疗，但高龄、心梗病史等糟糕的基础状况，使得人工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的肺脏、肝脏、肾脏等多个器官也逐渐开始衰竭，于是，他的全身开始插满各种管子。他躺在病床上，只对陪护他的妻子和他的韩裔主治医生的韩语询问选择性地有反应。大约他生病前极有钱，也是个极强势的人，他恭顺的妻子每次通过翻译跟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谈话时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而他的几个儿子们总是对母亲的决定表示支持。不但他的家人们会这样要求医生，那位韩裔医生也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先生他有80%的希望走着离开医院。”

　　可逐渐地，除了这位医生外，其他的医生们不再持乐观态度。肺科医生说，他的肺功能不能恢复正常了，必须依靠呼吸机。感染科医生说，他的人工心里已经感染了真菌，但他的状况不适宜手术置换新的人工心。肝脏科医生说，他的肝脏功能不可能恢复了。我说，他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而且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可能，他的余生是没有办法脱离人工肾的治疗了。于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他的家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那位韩裔医生的意见。

　　梅奥医院的医疗水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次去给他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天天的治疗，使他从一个壮硕的男人逐渐变成了“皮包骨”，于是，他又开始接受物理治疗。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儿女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遭到不孝的骂名。看到这张黄皮肤的东方面孔，我总是禁不住想起我的老父亲，我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父亲，我会让他遭受这样的折磨吗？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280多天后，许是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等他恢复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她向我们提出决定带他回他们家所在的芝加哥的当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舒了口气。一架备有各种生命支持装备的直升机将他带离了我们医院，飞回了他的家。几周后，我们收到他的家人寄来的感谢卡，说他已在回当地医院后不久离世，家人们感谢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他的救治。看着感谢卡，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

　　【口述者感悟】

　　在梅奥医院，病人的生与死并不是病人自己、家属或者是医院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而常常是上述三方博弈的结果。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现在，在医生们可以凭借各种仪器和药物显著延长病人生命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应该停下脚步静静地想一想，对病人（尤其是那些临终病人）来说，什么样的医疗救治才是最恰当的？

　　【整理者手记】

　　就在采访钱大夫的一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钱大夫80多岁的母亲突然大面积脑干出血，生命危在旦夕，钱大夫已经从美国赶回国内，若我方便的话就给钱大夫家里打个电话吧。朋友还说，钱大夫在美国的时候已经说了，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只做减轻痛苦的对症治疗就好了。我忐忑地给钱大夫打电话。钱大夫的声音竟还是她一贯的热情、明朗、干脆。钱大夫说，“母亲等到了我回来，这已经是个奇迹，她走的时候皮肤很柔软和干净，人也很安详……”一个月后的采访中，我尽量避免谈起她的母亲，但她突然主动说到了她的母亲，她说，“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她和上帝在一起，过得很好。”回美国后，钱大夫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这些天，我在重症监护病房照护一个垂死的病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是病人家属的要求……我想，对一个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各种医疗操作和透析是不人道的，这对病人是折磨。

　　一句话

　　口述者：张晓东；性别：女；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VIP2病区；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1日；采访地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VIP2病区医生办公室；整理者：吴君德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说另一个小故事。前几天我见到一个患者的家属，他的妻子是一位肠癌终末期的患者，这个50多岁的大男人说：“我的妻子原来特别贤惠温柔、知书达理，但现在却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每天累死累活地照顾她，她却每天抱怨我这不好那不好……”我告诉他：“在我见过的肿瘤患者中，有90%，甚至99%都是这样的心态。到了肿瘤晚期，身体的不适和对治疗的失望，造成病人的性格完全扭曲，这是非常正常的。

　　说实在的，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坦然面对，仍能惦记着家人，能够照顾周围人的感受，非常通情达理的患者，我只见过一位。那是快十年前的事。她是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患者，是我们北大的学生，研究生在读。她的孩子很小，老公对她也很好。这位患者为人非常通情达理，在读书期间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她刚一检查，就被发现是晚期胰腺癌。我们都知道晚期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癌症，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很短。因此，我们也知道她的结局不会太好，她自己心里也很明白。

　　从一收入院开始，我们就给她进行化疗。一开始疗效挺好，肿瘤有所缩小，她和她老公都挺高兴的，不停地感谢我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明白，离她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不管治疗效果如何，这个女孩都非常信任我，把医嘱执行得非常好，和我们沟通起来也很愉快。恶心、呕吐、腹泻……这些严重的化疗毒性反应并没有让她和其他患者一样，对医师和治疗失去信心，反而很配合我们的治疗，对我们为她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对她老公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充满了感激。她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觉得责任重大，绞尽脑汁地设计治疗方案，就想能多给她减轻一点痛苦，让她多活一天。

　　随着病情的进展，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感觉她可能撑不过那晚。于是我下班没有走，陪着她。到了晚上大概七八点，我到床边看她的时候，她呼吸已经很困难了，说话声音也特别微弱。但我看她的样子，似乎是要和我说些什么。于是我探过身去，将耳朵贴在她的嘴边，她的声音像细丝一样，若有若无：“太晚了……你孩子还小……你快回去吧。”那一刻，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揪住了，嗓子发紧，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说完这句话后两个多小时，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晚，我彻夜未眠。这事到现在都快十年了，想起来我还是很难过。我只能用“仁义”来形容这个女孩，都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了，居然还想着别人。后来她先生也带过别的患者来找我看病，跟我提起她时，眼睛还是红红的。看来这些年，他也一直都没能从悲伤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