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无数次陈燮阳先生的交响音乐会，但11月1日陈燮阳从艺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对我、对申城乐迷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这代乐迷，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步入古典音乐殿堂的，经历了十年浩劫、精神世界极度匮乏的我们，对知识和艺术有一种好奇、仰视和如饥似渴的期盼。1984年底，陈燮阳接替德高望重的黄贻钧先生，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不久，他就祭出了纪念贝多芬诞辰215周年、公演乐圣九部交响曲的大手笔，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异常轰动。音乐厅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记得陈燮阳指挥最后一套贝多芬《合唱交响曲》的音乐会，彼时的他年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办公室，请陈燮阳先生给我写几封引荐信。他没有踌躇，当即帮我写了给李德伦、郑小瑛先生的介绍信，附上联系电话；还见缝插针说了一个音乐界的笑话，让我忍俊不禁，也见识了他的幽默感与亲和力。

　　随着参加协会活动次数的增多，与陈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也听说了一些有关他的故事。比如，80年代，他去北京中央乐团排演音乐会，那时远不如现在这样开放，有人指责他的那头长发颓废，出现在舞台上有损中国音乐家的形象。幸好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先生及时解围。李凌思想开明，他说你们不懂，陈燮阳留的是伏尔泰的发型，不是奇装异癖，是一种艺术家的风度。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三杰之一，举世景仰的伟大思想家，非议者遂噤口。

　　也许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爱乐文字增多，陈先生似乎对我留意起来，多次在协会活动时提到我的名字。记得他从香港返沪定居、复任上交总监不久，有一天我在上交办完事出来，正骑行在湖南路上，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叫我，循声扭头一看，原来是陈燮阳先生。他骑在一辆小三轮车上，车斗里放着类似总谱的大册子，正满面笑容看着我。我愣住了，觉得一个大指挥骑小三轮车这样的画面太好玩了，但很快反应过来，也大声地向他问了一声好。

　　在国内的知名指挥家中，与乐迷联系之密切、互动之频繁，陈燮阳可能是做得最好的。从1985年起，他就担任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会长至今。他有许多职务，没有全印在名片中，但协会会长始终保留在上面。他对协会工作的指导，尤其是对《爱乐报》的关心，常让我们感念。由于在《爱乐报》上开展音乐评论，难免让听惯了歌功颂德的一些人士不舒服，可以说，我们给陈先生惹的麻烦不少，但他从未责怪过我们，而是反复鼓励我们要坚持音乐评论。有一次，《爱乐报》发了一篇批评他指挥的音乐会质量出现波动的文章，他不以为忤，反而在上交的大会上读了该文，勉励演奏员们引以为戒，奋发向上。

　　在某一次会议上，戴鹏海先生风趣地说，陈燮阳年轻时的指挥比较花，但现在好多了，更注重音乐的表达。我们是听陈燮阳先生音乐会成长起来的一代爱乐人，过去陶醉于他的风度和潇洒迷人的指挥方式。然而，豪华落尽见真淳。如今我们听他的音乐会，依然感受得到他的激情，但更多的是体会音乐中那份铅华洗尽后的醇厚、流畅与温暖。

　　衷心地祝愿陈先生健朗康寿，艺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