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地质博物馆走过了整整100年，这100年对于中国是充满坎坷与艰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细胞组织，遭遇内乱和外侵，饱受流离失所之苦。直至新中国建立，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随着英国炮舰而来的还有欧洲矿师。由此，列强在中国兴学办矿，客观上一门十八世纪在欧洲形成的独立科学——地质学在中国生根。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洋务运动兴起，随着开矿的需求越来越大，地质矿学业逐渐被列为一种专门的课程。很多人知道鲁迅先生是弃医从文的，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地质学出身。1898年10月，鲁迅先生入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地质学、矿物学及其它基础学科。他还出版过两部地质学著作，有《中国地质略论》，以及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设地质科，留日归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在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仍由章鸿钊任科长。次年2月，留英归国的丁文江任科长。

　　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规划和总管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丁文江任所长。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成立最早、在当时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一个地质调查和研究机构，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

　　成立之初的调查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地质调查员，于是在地质调查所成立的同时，又设立地质研究所，名曰研究所，实为一个地质讲习所，先由丁文江主持，后因丁文江赴云南调查，改由章鸿钊主持。

　　研究所第一批招收了30名学员，由章鸿钊、丁文江亲自授课。1914年，比利时留学归国的翁文灏任专职教师，“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范，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从兹始。”有了这批生力军，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工作。

　　第一批学员的学期为三年，最后共有18人毕业，4人肄业，8人中途辍学。毕业生中，绝大多数都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骨干。“上下山谷间，纵横六七省”。在学习中他们随同老师，采集岩石、矿物、古生物等标本数千件。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行毕业典礼，同时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从师生三年来悉心采集的岩矿标本中精选917件进行展出，还有详细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

　　这917件标本展览，就是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根源。

　　“丰盛3号”与“兵马司9号”

　　虽然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时就有地质矿产陈列馆的设置，但有名无实。1916年2月10日，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签署《农商部饬》119号，任命地质调查局会办、技正丁文江为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我们把1916年7月14日定为建馆日，因为此刻的博物馆有馆长、有机构、有典型事件，陈列和收藏从此被确定下来。”

　　从1916年博物馆的诞生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再到1935年地质调查所南迁，是地质矿产陈列馆从奠基开始，逐步加快发展的时期。

　　1920年，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提请农商部为筹建地质图书馆发起募捐，黎元洪大总统带头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计39000元。1921年，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建成地质图书馆，用其余额8000元为陈列馆添建两间展室，增加陈列面积400平米。1922年7月17日，新建成的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式。由此，地质调查所搬到了兵马司9号，而丰盛胡同3号全部作为陈列馆。

　　地质陈列馆从丰盛3号一隅的小房子，扩大至占据整个大院，陈列面积从最初的不足百平方米发展为1000平方米;最初矿物岩石室、地质系统室、煤铁矿产室和金属矿产室的四个陈列室，进而发展为七个陈列室，新增非金属矿产室和两个古生物室，并在原矿物岩石室增加动力地质内容，后又增加煤炭、石油、土壤和新生代部分;陈列标本从最初的917件发展至近万件，而未陈列标本拥有10万多件。

　　当时地质调查所虽然算是官方机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国家是没有太多经费划拨的。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先后建起3栋小楼，而所有的经费都是通过募捐得来的，由此也可想见他们工作环境之艰苦。

　　“北京猿人”与“仰韶文化”

　　就在兵马司胡同9号，地质调查所搬迁到新址后，很快就有了两项震惊世界的发现。由此也让兵马司胡同9号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圣地。

　　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01年获瑞典萨普拉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2年，受聘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顾问，1920年他成为了地质矿产陈列馆第三任馆长。

　　1918年由安特生组织启动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在周口店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考古挖掘，最终于1929年由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可惜的是，所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1941年为躲避日军抢夺，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运往美国的途中丢失了，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

　　2005年夏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突然发现3个神秘的标本箱，岂料，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由此揭开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调查另一项重大发现的尘封往事。

　　仰韶文化发现前，世界学术界都持“中国文化西来说”，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

　　1921年4月，安特生前往河南，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之后，安特生在仰韶一共发掘了17个地点，其中包括两条探沟。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安特生证明了在这个中原腹地的村庄地下确实存在着史前文化，依据国际考古界的惯例，安特生用首次发现地仰韶村为这个新石器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

　　1926年，中国政府和瑞典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安特生把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运回瑞典，依托这些文物，安特生创建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这份协议还特别规定：研究后一半陶器和陶片归还中国，另一半归瑞典。

　　1927年至1937年间，安特生按照协议7次退还仰韶文物。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大批文物丢失或损毁。而中国地质博物馆发现的3箱标本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批安特生归还的仰韶文物。

　　1922年，地质陈列馆以临时展览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展出“仰韶文化”文物，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端的第一个展览场所。以临时展览的方式展示重大科学发现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也从此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