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酬金问题后，蔡元培利用北大阵地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在11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蔡元培发表了《爱（因）斯坦（Einstein）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11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预告，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当时一流的七位学者在北大开设一系列公开演讲，主题涉及经典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之生平以及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等。11月中下旬，《申报》以“星期增刊”的形式先后发表两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以与国人共相研究”。《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等也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 

　　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也就是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讲学的三周后，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蔡元培，静静地等待着这位科学泰斗的到来。 

　　访华计划取消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等待爱因斯坦来华时，《申报》的一则报道打破了这种喜悦。 

　　12月28日，《申报》以《爱因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爱因斯坦将于31日从日本抵沪，在上海停留两天后，前往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的事情。这令蔡元培十分惊奇。 

　　元旦前后，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出的信。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真的取消了。 

　　在信中，爱因斯坦十分真诚地解释了取消计划的原因：校长先生: 

　　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 

　　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附白，夏(元瑮)教授的一封信中已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爱因斯坦确实十分渴望“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此前的12月17日写给夏元瑮的信中，他说：“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 

　　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确实是“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关于个中原因，分析和猜测有许多。但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太穷、太弱、太乱，爱因斯坦怀疑中方的履约能力，又加上双方之间缺乏沟通，最终造成误解。 

　　自1922年7月底表示同意去北京后，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局势一直十分关注。当时军阀混战，北京政府极不稳定，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难以正常发放，这些都可能使爱因斯坦怀疑蔡元培的履约能力而产生退意。五个月来，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未与爱因斯坦建立一种有效和及时的通信联系。爱因斯坦11月中旬抵达上海时，北大也没派代表去欢迎。蔡元培那封极其重要的欢迎信，辗转柏林之后才到爱因斯坦手里，也使其“不能追改”旅程了。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令中国东道主们大失所望。 

　　为给关注此事的国人一个明确说明，蔡元培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蔡元培还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爱因斯坦最终没有出现在北大讲坛，蔡元培说这是“最大的遗憾”。但蔡元培为爱因斯坦访华而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推动形成了一个宣传、普及相对论的高潮，促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爱因斯坦的风采与成就也激励着中国有志之士，影响深远。 

　　永远的友谊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他在到日本讲学的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三天。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是：“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他还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他的感慨，说中国人民“被残酷地虐待着，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他认为近年的革命事件（五四运动）是“特别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也一直想“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由于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以及其他原因，最终他再未能踏上中国的国土，但他与蔡元培结下的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同情，一直在延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国际社会表现出无奈和无能，而当年的11月17日，爱因斯坦在西方人士中率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爱因斯坦在中国受到广泛尊敬，经常收到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帮助的请求。1932年2月初，蔡元培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名义，请求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将他的一封电报转发给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的爱因斯坦。在电报中，蔡元培控诉了日本“以大规模毁灭中国教育文化设施为目的，对上海滥施轰炸”，呼吁全世界知识界的领袖人士，“公开谴责日本军方的野蛮行为，并设法防止日方采取进一步的类似行动”。 

　　爱因斯坦是国际公正和国际和平的代言人，对中国人民的友爱之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爱因斯坦联合杜威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爱因斯坦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两千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直到临终，老人还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开始。”摘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