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从北京引入的专家级人才，但方广锠却能说有点生硬的沪语。原来，他出生在上海，读初一时随支内的父母去了新疆。“文革”时期，方广锠当上了农民，后来调入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教语文。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没有上过一天大学的方广锠，竟一下子直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亚系的硕士生。

　　年过花甲的他，每年都会辟出固定时间到上海来工作，即便是回到北京的寓所，也是成天泡在敦煌研究的浩瀚史料中。要采访方广锠很“难”，因为他不用手机，也没有手机，好不容易打通座机，他也必须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我是为了避免一切外部干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状态中去。”

　　“1984年我考取任继愈先生的博士生，正是从这一年起，我开始在任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敦煌研究工作。”说起自己的恩师，方广锠充满崇敬之情，“我今年64岁了，不完成任先生交给的工作，我对不起他。不瞒你说，任先生去世时，我哭过好几次，但我更多地是在想，怎样抓紧有限的时间把先生交代的工作做好。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决不能让它白白地浪费掉。我想，我们都应该以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