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这个古代的官职，现代反而频频在社会上出现，从留守女士、留守儿童、空巢留守老人，等等，各式各样的留守人员……见到这个又新又旧的名词时，我们不能不记起来一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叫刘岚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无名诗人。

　　抗日战争末期，我在进重庆新民报之前就认识他。所谓认识，也不过是通通信。他爱写诗，我也写诗。我向往延安，想跑陕北；他也这样，而且到过延安。可能既无组织介绍信、证明书，不但没有进抗大陕公鲁艺之类学校，反而被抓进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集中营。后来四处流浪，漂流到重庆。朋友介绍他进重庆新民报，当了几个月校对。这时我也因相同厄难，羁留西安。经一位患难朋友之介，艾丁（新华社内蒙记者），我得以结交了这位诗友，通信中也交流诗作，但不谈政治，也不想谋面。1944、1945年我去重庆新民报后他已离开。1946年我到上海版，竟在报社相见，老朋友成为新同事。我结婚时租不起住房，只能四处“打游击”，他见我苦恼，对我提议可以介绍安徽同乡的纱厂工人在引翔港的贫民窟，租半间茅草顶的板壁泥墙简屋，每月只需三斗米的房租不必押金（顶费）。我们一同度过“天亮前后”的恐怖、困难时期。这个时期，报社老板陈铭德夫妇已赴港避难，党的许多领导人到了香港，文化人也纷纷离沪。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正在推上日程：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政协的筹备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展开。

　　就办报的人来说，一个难关却是人才流失、人手短少，上了黑名单的记者编辑包括赵超构在内，都为躲逃反动派迫害逃难在外。夜光杯的作者们，都在这个人潮之中流动，弄得版面空虚，无人写稿。

　　物价飞涨，临近上海解放战争开始时，一张晚报售价涨到一、二、三万、五万……四开一张晚报售价最高时是金元券五十万元。

　　夏衍的桅灯录熄灭，他已经香港去了马来西亚。二流堂人有的去港澳，有的因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去解放区，左翼作家都已潜伏下来，从前常在报刊露面的名字，再也看不见了。《夜光杯》的编务，袁水拍匆匆交给刘岚山——完全是“私相受就”，因为这样的事无处请示报告，只能说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上海解放战争打响，刘岚山也不告而别，不知是不是回乡，还是去了苏北解放区？他家在彩石矶对面的和县。

　　夜光杯一天也没有停地熬过1949年的头一个多月，尽管稿子比平日少，空虚、贫乏了不少，但没有一篇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稿子。夜光杯是清白的，纯洁的，光明的，真正的“一捧雪”！

　　上海解放后不久，刘岚山穿着解放军军装回到报社，他已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后调北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任作家出版社散文诗歌组组长多年。与新民晚报失去了联系。

　　桅灯高举的留守者，他永远低调，默默无闻，出了许多领导人文艺家，二流堂人的书，自己的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