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结婚率世界最高，达79%，不婚的比例世界最低，为16%。中国的同居比例和社会接受度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离婚率增速明显，三十年来，中国离婚率翻了六倍多，相比之下，以高离婚率著称的美国用了五十年（从1955年至2005年）离婚率也只翻了四倍……

　　日前，上海社科院发布了《上海家庭政策蓝皮书》（简称“蓝皮书”），分析了当下中国婚姻状况的特点，对上海的婚姻政策、生育政策、养育政策及辅助性家庭政策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参与编写的学者认为，蓝皮书对家庭政策梳理、分析以及国际比较，可以为政府部门完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记者 马欣然

　　关注1:家庭正发生迅速变化

　　这本全国第一部“家庭政策蓝皮书”，是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与上海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一项重要课题，历时两年。蓝皮书执行主编华桦告诉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深刻的社会经济持续变迁的影响下，中国家庭的模式及稳定性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功能与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这也正是系统地梳理和比较家庭政策有着社会意义所在。蓝皮书所聚焦的婚姻、生育、养育政策，无不关乎千家万户。

　　家庭规模小型化：平均家庭规模从1982 年人口普查时4.41 人减少到2010 年的3.10人，减幅达30%。绝大多数城镇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30岁以下的独生子女人口规模已达1.58 亿，占同龄人口的29.3%。家庭类型多样化则表现在丁克家庭有所上升，留守家庭出现，空巢家庭增多，单亲家庭在城市逐渐增加，非婚同居家庭的蔓延趋势。此外, 一人独居家庭、再婚家庭等都有增多的趋势。

　　生育功能逐步削弱：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下以及人们生育观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到感情追求的转变, 家庭生育也从早生、多生转向晚生、少生或不生。独生子女的普遍化造成了家庭重心的下移, 第三代日益成为现代家庭的关注焦点,“子女优先”和“子女偏重”的观念开始左右家庭关系，家长对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视程度提高,家庭的教育功能地位提升。而同时，呈现出赡养老人功能的削弱与外化。

　　家庭角色关系的变化：男女权利平等已成为家庭生活的发展趋势。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定型和分工有复归和加强的趋势。这与女性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女性就业率下降有关。亲代对成年子代的经济“反哺”现象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福利政策仍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重点放在了问题家庭与那些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而那些拥有老人、儿童及其他不能自立成员的家庭，则必须首先依靠家庭来保障其生存与发展需求，政府和社会只有在家庭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或困难时才会以应急的方式进行干预。不仅如此，即便是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对家庭功能进行补充的社会保障政策，也都以就业作为其准入门槛，且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得转移，因而无法为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家庭成员提供有效的保障。

　　关注2:单身是一种不得已

　　蓝皮书中认为，婚姻焦虑作为一种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它不仅反映了当前中国婚姻家庭存在着结构性的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私领域与公领域关系定位的模糊、公共政策的缺位，导致个人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拉大，以及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国家个体化趋势明显，初婚年龄上升、结婚率下降，同居比例上升，但在国内，同居比例仅为1%。在观念方面，青年人虽然相对更接受以结婚为前提的同居行为，但总体上宽容度并不高。目前中国青年人对同居合理与否的判断，除了受文化价值观的道德约束之外，还主要受国家的婚姻制度制约。在目前我国同居不受法律保护、也不承认事实婚姻，且生育行为受政策严格限制的条件下，青年人承担同居后果的成本很高。

　　而家庭主义文化并不一定能保卫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固。今天，青年人在择偶过程中的理性计算程度非常高，甚至超过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过高的理性计算暗示了对婚姻稳定性和生活物质保障的“双重”信心缺失。学者因而提出，重视家庭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考量当中。有些法律政策的制定仍沿循“保障个人权利”的最高原则，却忽视了婚姻家庭的伦理实体属性和情感纽带的维系。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规定引发的对婚姻物质关系的热议，以及房地产调控的“国五条”公布后引发的离婚热潮等。制度设计理念要对此有所意识和反思，工作制度要鼓励和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职责，让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中。

　　关注3:家长照顾儿童压力巨大

　　蓝皮书介绍，上海目前的家庭规模为2.5人，比全国少0.6人，课题组对上海2000户育有12岁以下儿童的常住人口家庭的调查显示，目前上海家长照顾儿童生活的压力巨大。分别有5.8%和23.6%的家庭在孩子日常生活照顾方面的面临“非常大”和“大”的压力。

　　可获得育儿照顾支持的上海年轻父母显著减少。22.6%的年轻父母表示祖辈只是“偶尔帮忙”，更有9.8%的家庭不能得到祖父母任何的支持，这两项相加约占32%，对于新上海人家庭和没有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家庭来说尤甚。

　　与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上海家庭能够从其他亲（家）属、朋友、邻里、社区与工作单位获得的照顾资源也是有限的：19.6%的家庭表示自己“不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从其他亲（家）属获得必要的照顾支持；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确信朋友“可能”或“完全可能”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比例为36.8%；可能得到同事帮助照顾孩子的比例为23%，邻居可能临时照顾孩子的比例为28%，居委会可能临时照顾孩子的比例为11.2%，单位的比例是10.3%。

　　另外，上海年轻父母照顾孩子遇到的风险事件增多。课题组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上海家庭平时曾经遇到家中无人照顾孩子的困境，有超过四成的家庭在孩子寒暑假曾经遇到过没人照顾孩子的问题，也有高达45%的上海家庭面临过孩子放学后没大人看管的无奈难题，同时，有近一成的家长因为照顾孩子、工作与家庭难以平衡被单位警告、惩罚甚至开除。

　　调查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儿童忽视问题突出。常住人口中将近四成（39.2%）的12岁以下儿童曾经被独自留在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即使是0-3岁的婴幼儿，也有12.8%曾被独自留在过家中，3-6岁幼儿曾被独自留在家中的比例更是高达21.4%。

　　课题组建议发展社会化的儿童看顾服务。目前政府只为2-6岁的幼儿提供日间儿童看护服务，看护服务的时间有限；对2周岁以下儿童则没有提供日夜间照料，有需要的家庭往往找不到社会化儿童照顾的力量来协助照顾孩子。这使得不少有需要的家庭难以获得必要的托幼服务。

　　关注4:亲职政策中的两性平等

　　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的亲职政策“重前段轻后段”，支持性政策多集中于0-1岁儿童家庭的父母，诸如：计划生育假、孕产期假、晚育假等，1岁后尚无明确的“育儿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重母职轻父职。

　　更好平衡母亲的工作与家庭关系，蓝皮书建议建立更加弹性的“女性劳动保护”和“母亲假”等政策。诸如不同养育阶段的女性弹性工作制（full-time或part-time），使女性在家庭照料与工作时间上有一个更大的选择性；母亲假与儿童照料及相关服务的衔接。比如：产假、哺乳假与“6个月纯母乳喂养时间”的衔接；最长产假、哺乳假与托育服务的衔接等。

　　对比80一代、90一代家庭，“千年一代”之后的家庭中，父亲参与率显著提高，蓝皮书提出保障男性的“父亲”权益当是未来家庭养育政策的突破口之一。德国的经验是，父母亲双方都可以要求享受照顾孩子的“父母假”，最多可以休息3年，双方也可同时享受此权利。在“父母假”期间，父母受解雇保护法的保护，当休期结束后，回到原工作岗位，一个比以前级别低、待遇低或与职业品值不相符的岗位是不允许的。瑞典经验是针对每个0~10岁的子女，其父母总共可以获得480天的假期，其中有60天是给予父亲的。日本法律规定，不论男女，只要是养育不满一岁婴儿的全日制从业人员，可向工作单位提出休假，单位不能拒绝，也不能以此为由予以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