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李约瑟，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英国汉子形象，以及他细腻的感情和动作，我曾亲眼目睹这一场景：他坐在小餐桌前，端着咖啡杯，含情脉脉地看着娇小的鲁桂珍，又用拇指和食指拈起几颗糖精，放入咖啡里去…… 

　　中国人都记得他，知道他那部卷帙浩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andCivi1izationinChina，简称SCC）（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起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以李为姓，鉴于他非常崇敬老子李耳。他还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字号俱全，十足的中国味儿。 

　　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他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极其崇敬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终身致力坚持不懈。 

　　他从1946年中年时期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直到他以95岁高龄谢世，他用了一生最宝贵、最成熟、最能出成果的岁月，投身研究、编纂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史，弘扬中华文明。他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所用的中、日文书籍达5500多种，还有4000多种西方文字的书和25000多篇论文、小册子、复印本等。在这书的海洋里找材料，可以想象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除少量助手外，他都是亲自动手摘记资料，编写索引和目录。同时，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多年来他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对中国的文物古迹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他甚至还能以四川方言唱点当地民歌，并为我们夫妇作了录音，以为纪念。

　　出席李约瑟八十华诞庆典晚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英国大约五年，李约瑟已经80多岁了。他有糖尿病。看着这位耄耋老人自己开着微型车，从家里到剑桥的研究所上下班，每天从不间断；在家用“电椅”上楼(家里没有电梯，使用这种装置在扶手栏杆上的家庭便利工具，可以上下楼)，用糖精喝咖啡……简朴的生活，忘我的劳动，这种废寝忘餐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少见的巨著，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一卷卷地编撰出来的。这五年里，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了12卷；全书计划是20卷，当时他本人并不知何时能最后完成。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我们发现每一分册前面一般都有一个献辞。其中《火药的史诗》这一分册，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 

　　我还记得李约瑟的八十华诞，以及围绕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他的学术成就问题的争议。当时就有人认为，李约瑟讲中国的好话过多，影响了他著作的科学性；有的说他的国际学术头衔虽然不少，但当时的英国却没怎么给他应有的头衔；还有人说他是个生物学家，他是主修胚胎学的，后来在生物化学领域也卓有成就，以至有人把他称作现代胚胎学之父，但搞科技史却是半路出家，并不正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等等。 

　　这些言论，当年也曾影响了我们使馆的部分官员。比如我主张，在庆贺李约瑟八十寿辰时，可以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聘他为名誉教授；我的一位同事却不同意，说只能给个名誉博士。当然，从科技工作的角度，此事应该由这位同事来管；但李约瑟具有多种身份，他还是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教导精神以及从友好工作及人文科学的大局分析，我应该插手。我认为李约瑟数十年如一日，在向国际社会介绍和阐发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上的胆识和勇气、学识和修养，都是一流的、无可比拟的，授以名誉教授头衔，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内同意了我的意见。说来凑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方面为了平息公众舆论的不满，也授给了李约瑟一个”DoctorofLetters”（综合博士）的头衔，肯定了他跨学科领域方面的成就，这才使我们使馆内的争议平息下来。我们还特别为他高兴的是，他于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事实上当年李约瑟据说已是世界上得到各国学术名衔最多的学者。 

　　李约瑟的八十华诞庆贺活动，中科院的来宾有四五个人。此外还有来自北大、复旦的几位世界知名的教授如洪谦、田汝康等人，来到剑桥出席庆祝活动。他们曾在牛津、剑桥学习。中国的代表们未曾随身有翻译作伴，但他们离开英国这么久，语言交流上还是有些障碍。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我充当了临时的随行翻译。在庆典晚会上，我应大家要求并代表使馆即席讲了话，髙度评价了李约瑟的成就。我说，由于中国的百年积弱，中华文明容易被西方所忽视和压制，这就需要有人来发掘其成就和意义，为之做出贡献。我用了”u-nique1yqua1ified”（独一无二，有高级资格的学者）的词语，赞扬李约瑟从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并讲了三点理由：要做好这件时空界限跨度极大的工作，一要有很全面的科技文化素养，二要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热爱和强烈兴趣，三要对古汉语及英语有极高的素养，而能具备这三个条件于一身的，而且能很融洽地与中国人合作的，恐怕只有李约瑟博士一人。全场都为我的讲话热烈鼓掌。李约瑟、鲁桂珍和中科院的代表以及许多中外学者都非常高兴。我自己也非常高兴，因为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英语发言，有时可以应急这么恰当地把问题说到了点子上，对李约瑟的素质和工作给予了正确的描绘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