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假年，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走了。76岁，于普通人算不得夭寿，但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仍值得惋惜。对于如复旦这样的大学，对于历史学界，对于当前社会，这样的消息每一传出，更让人感觉寥落，生出“这样的学人又少了一位”的感叹。

　　中国文化惯为尊者讳，总希望在盖棺论定时将一个人变成高大全的完美神话。但生前身后，朱维铮先生未必屑于做这样人人交口赞誉的“完人”。晚辈学者易中天评价、追念他的话比较有温度和贴近:“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另一种说法则是，朱维铮先生继承了经学研究的正统，是有士大夫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的最后一代人。

　　有风骨，学人风范，应当是对人文学者的最高评价。复旦园内飞舞着年轻学子们折的千纸鹤，微博上朱维铮先生去世的消息和他的种种名言、轶事被一再转发，其中大多数人都说，吾生也晚，没有上过他的课或亲见他一面。这份自发的怀念礼敬非由行政布置、利益驱动，而是出于对朱维铮先生率真敢言的个性和才情，对终生从教、做学问的认真执拗、独立思考态度的敬意。

　　像朱维铮先生这样一生“认真读书、认真教学、认真做人”的学人，今天的大学里仍然依稀可见，但或许是因为校园过大、招收的学生过多、老师们不再集中居住于老式教师公寓内等缘故，总感觉他们的数量太少，释放到校园空气中的文化风范的分子仍嫌稀薄。如果我们放大一些，用朱维铮先生的话说，“现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太少”。

　　很多高校如今都在为建设校园文化大费精神，花了极大力气向传统深挖根基、希望移接一些文化荫袭，但更值得思考的则是，大学如何培养、容留更多不只有学问技能更有“学人风范”的师资。如果大学能有一批每天如朱维铮先生一般大名鼎鼎却浑然自在地骑着半旧自行车去上课、坚持着独特而认真的考试方式、以有根有据的学问方式“骂人”的风格教授存在，那些阔大崭新的校园就不会显得空旷、寂寥、只有生硬的建筑枯燥扎眼，大学即使少些标语一样会有暖意熏人的文化气息。

　　扩招扩建后的大学里不缺少以学术谋生立世的教授，只是在多年的高校行政化风气和社会转型期的浮躁环境下，有些学者教授都已习惯了社会化生存的热闹趋附，在政治运动或名利物质的诱引中损折了探索真理的敏锐和勇敢，逐渐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华服加身却神情媚俗，难见风骨，难有“气场”。涵养文化，其实是对管理者涵养功夫的真正考较。大学如此，社会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