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六名妇孺一夜惨遭杀害
1992年夏天,一桩血案打破美国得克萨斯州宁静小镇萨摩维尔的宁静:戴维斯一家的住宅被焚毁,警察在废墟中发现6具尸体。受害者分别是博比·戴维斯、她的女儿妮科尔和她的4个孙子孙女。妮科尔只有16岁,4个孙子女分别只有9岁、6岁、5岁和4岁,是戴维斯儿子基思的子女。凶手先是暴打所有受害人,然后用刀或枪杀死了她们。
受害者家属伤心欲绝。基思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所有亲人,他认为,是凶手一时糊涂犯下罪行。他说,“我们从未与人结仇,也不惹麻烦。”
案件的凶残程度在这个小镇闻所未闻,镇民群情激愤。警方以最快速度破案,5天内抓获嫌疑人——27岁的安东尼·格雷夫斯。格雷夫斯是3个孩子的父亲。在人们印象中,他性情温和,为人友善,绝不会伤害他人,更别提杀害老弱妇孺。
当警察上门拘捕时,格雷夫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被告知面临一级谋杀指控时,他本能地举手示意对方不要再说。“谁?一级谋杀罪?我?”他问道。
被带到警察局后,格雷夫斯接受了测谎检测,结果未能通过。
警方连续审讯
凶手供出“同谋”
警察之所以将格雷夫斯列为疑犯,源于另一名嫌疑人罗伯特·卡特的招供。凶案中最年幼的受害者杰森为卡特与前妻所生之子,后来成为基斯的继子。
“罗伯特·卡特出现在受害者葬礼上,左脸和左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底下是严重的烧伤。”报道此案的记者帕姆·科洛夫记下这一细节。
卡特称,自己因为剪草机爆炸被烧伤,但警察并不相信。卡特坚持自己与凶杀案无关,但警方认为他有作案动机,因为在案发前不久,卡特接到前妻通知,让他支付儿子杰森的抚养费。对于已经再婚的卡特而言,这笔开支不是个小数目。
警方相信,卡特为此谋杀自己的亲生儿子。行凶后,又放火破坏现场。然而,这起凶杀案涉及众多受害者和凶器,“至少有一把枪、一把刀和一把锤子。”科洛夫说,“警察不信一个人能用3件凶器杀害6人。”
连续数小时的审讯后,卡特改口说,自己确实在案发现场,但并非独自一人行凶,他供出了格雷夫斯。
被捕后,格雷夫斯一直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他根本就不认识6名受害人。他是卡特妻子的大表兄,只间接认识卡特。然而,卡特的证词令格雷夫斯背上杀人犯的罪名。
六个证人指认
有口难辩清白
案发两个月后庭审,卡特成为检察官谢贝斯塔的“明星”证人。尽管此前在多次审讯中口供有所出入,卡特在法庭上指认格雷夫斯刺杀多名受害人,令陪审团信服。
除此之外,检方还有5名证人愿意出庭作证。检察官谢贝斯塔介绍,卡特和格雷夫斯被捕后,与这5人被关押在同一拘留所的不同房间。通过拘留所内的对讲装置,他们无意中听到两人谈起谋杀案情。
“有一两名证人或许已足够,”谢贝斯塔说,“但这是一级谋杀罪,证人越多越好,我们有5个证人。”
庭审过程中,格雷夫斯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人:“我在我母亲的公寓里,和我哥哥,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和姐姐在一起。”
格雷夫斯的哥哥柯里出庭证明,“我弟弟那天晚上从没离开家,”柯里说,“没有就是没有。”
与检方证据相比,格雷夫斯的辩护苍白无力。陪审团最终认定他也是谋杀犯。法庭判决,格雷夫斯6项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指证他的卡特也被判死刑。
新闻专业学生
发现重重疑点
10年过去了,卡特已被处死,格雷夫斯上诉屡屡失败,但他却从没放弃证明自己的清白。终于,一家名为“无辜”的网站听说这件案子,将此告知圣托马斯大学新闻学教授妮科尔·卡萨瑞兹。作为新闻学实践,卡萨瑞兹让自己的学生参与调查案情。“我们无意证明某人清白。”她说,“我们只想发现真相。”
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卡特在被处决前撤回证词。2000年5月临刑前,卡特在死刑执行室说:“是我一个人干的,安东尼·格雷夫斯与此无关,我在法庭上撒了谎。”
实际上,卡特此前多次承认,他独自犯下谋杀罪,与格雷夫斯无关。在1997年的谈话录音中,他甚至说,之所以诬陷格雷夫斯,只因为自己被捕前在街上遇见他。他还发誓,当年开审前几个小时,他曾将实情告诉检察官谢贝斯塔,但后者并不相信。在来自检方的压力下,卡特最终出庭指证格雷夫斯有罪。
依照法律,谢贝斯塔有义务将卡特撤销证词一事告知辩方。尽管他声称曾这样做,但格雷夫斯的律师说,他们对此毫不知情。
“没有卡特的证词,这个案件根本不成立,”卡萨瑞兹教授说。她和学生们利用周末走访当年的证人和现场,结果发现更多疑点。
卡特和格雷夫斯被关押时正值盛夏,拘留所内的大功率电扇一刻不停地转动,噪声震耳欲聋,要通过内部对讲装置偷听到其他牢房内的对话几乎不可能。而且,多个牢房的对讲装置老化严重,能否正常使用还是个问题。
学生们还走访了格雷夫斯当年的女友,她为没有出庭作证深感内疚。就在准备出庭前,她听说自己也被谢贝斯塔列入嫌疑人名单,心怀恐惧下,她放弃出庭,逃往其他城市。“他(格雷夫斯)什么都没干却被打入牢狱,没什么能阻止他们(警察)把我也关起来。”她说。
经过4年调查、走访100多个证人之后,卡萨瑞兹和学生们得出结论:格雷夫斯是无辜的。
检方重查证据
冤案终得昭雪
卡萨瑞兹和学生们的调查给予辩方有力支持。在狱中等候死刑来临14年后,格雷夫斯迎来一线生机:2006年3月,联邦上诉法庭决定受理他的上诉。
法庭上,退休的谢贝斯塔遭到严厉质询。法官称他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极端恶劣”。格雷夫斯终于可以走出死囚牢房,但并未重获自由,还需等待法庭重新审理他的案件。这一等,又是4年。
这一次,法庭为格雷夫斯指派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卡萨瑞兹是他们的顾问。他们的对手并不弱:地方检察官凯利·席格勒。得州大部分辩方律师都曾败在席格勒手下。她经手的死刑诉讼案中,19名被告全被定罪并判处死刑。
“我通读25箱材料中的每一页纸,”席格勒说,“最初准备上法庭陈述的立场却变成‘我们能上法庭吗?’、‘天呐!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派出得力干将哈纳克重新调查案件,结果发现检方指控的支柱一一坍塌。
哈纳克联系当年拘留所的5个证人,发现他们无一确定当初听到格雷夫斯或卡特探讨案情。
他查看关键物证之一的凶刀,发现以这把刀材质,难以在受害者颅骨上留下伤痕。当年庭审时,谢贝斯塔称,与此一模一样的一把刀在受害者身上留下66处伤痕。然而,当过警察的哈纳克清楚,用这种材质的刀具行凶,捅到第11下或12下时,刀身会因沾满血液而湿滑无比。“持刀者必然伤到自己,”他说,但当年格雷夫斯手上没有任何伤痕。
“我们做了一切:查阅书面材料、询问证人,还试图解释格雷夫斯与卡特同谋的动机,”席格勒说,“……(结果是)没有动机,没有原因,没有联系,什么都没有。”
令辩方律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方与他们得出同样结论:格雷夫斯是清白的。以自由之身行走在得州的秋日阳光下,格雷夫斯打电话给尚不知情的母亲:“您今天晚饭做什么?能做点好吃的吗?因为我正回家呢,我是您的儿子啊!”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