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我想出一个办法

　　1948年9月22日，我在玉兰剧团的第一个戏《风萧萧》上演，徐玉兰扮演荆轲，我演荆轲的恋人，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生涯。

　　可是，在玉兰剧团的开头并不顺利。因为时局动荡，剧团内部也是风波迭起，先是前台罢工，紧接着剧务部罢工，剧团闹起“戏荒”，只能改演传统老戏。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翻演不同的剧目，包括《游庵认母》《碧玉簪》《盘夫索夫》《盘妻索妻》《孟丽君》《梁祝》《沉香扇》《三看御妹》等，因为是临时定剧目，来不及征求每个演员的意见，戏码先贴出去再说，一切只能“台上见”。好在我跟着前辈老师学习多年，传统戏功底比较扎实，每一出都能应对自如，并无破绽。没想到，这些临时救急的老戏很受欢迎，票房不比新戏差，基本都能满座。经历了这次罢工风潮，从老板到班底都对我这个新来的头肩花旦刮目相看。

　　到了1949年春天，局势越来越紧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团里的劳资矛盾也日益加剧。有一次，戏院涨了票价，演职员要求老板相应地增加薪水，老板没有答应，但私下找我谈，许诺给我加薪，我天真地以为老板让步，给大家都加了工资。事后有姐妹问我：“老板有没有给你加薪？”我如实说：“加了呀。”这下炸了锅，大家都闹开了：“为什么没给我们加？”“不加钱，我们就罢工！”那时候没有工会组织，大家也不懂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个道理，加薪的事都是单独向老板提，老板如果觉得你比较重要，就会私下找你洽谈。我当时年轻，经历也很单纯，看着这个局面，心里慌乱极了，情急之中说：“别吵了，把加给我的钱拿出来大家分好了。”他们说：“你这点钱怎么够我们这么多人分？”大家纷纷表示，如果不加薪，明天就罢工不演了。我觉得自己闯下大祸，回家后失眠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化妆间，果然姐妹们都没有来，后台显得格外安静冷清。日场就要开演，观众已陆续就座，老板找到我、徐玉兰和周宝奎等人商量对策。那天的戏是《夜夜春宵》，除了第一场群戏比较多，后面几场主要集中在徐玉兰、我、周宝奎和二肩旦余彩琴四个人身上。于是我们决定从第二场开始演，老板派人去说通了余彩琴，不久她就赶到后台。开场时间已过，台下观众几次催促后，大幕缓缓拉开，徐玉兰扮演的伯邑考和我扮演的妲己登场开始演出。这时台下一些看过戏的观众叫了起来：“不对，前面还有一场，从头开始演，从头演……”随之而来的拍打座椅声、喝倒彩声不断。舞台监督慌了神，要跑去拉大幕，这时徐玉兰第一个反应过来，她果断地阻止了舞台监督，向观众摆了摆手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我们团里演员闹罢工，所以第一场群众戏不能演出了。既然票子都卖出去了，我们应该把戏演完。如果大家看完觉得不满意，就去退票，行不行？”观众纷纷鼓掌表示同意。散场后，票务处说，没有一张退票，我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罢演风波”之后，姐妹们的薪水多少是加了一点，但这点钱对于飞涨的物价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生活上吃穿可以不讲究，演戏的服装费却是省不了的。当时，剧团里无论大小演员，用于添置行头的费用都要占去收入的大半，薪水较高的主要演员尚且捉襟见肘，何况那些普通演员。难怪闹罢工时，曾有演员号召：老板如果不加钱，大家演新戏就不换行头。

　　我在这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徐玉兰大姐的“行头好”在业内是出名的，作为搭档，我的戏服要与之匹配，自然也不能差。既要尽量省钱，又要别出心裁，实在是挖空心思，颇费脑筋。我想出一个办法，每次拿到薪水后，先多买一些做行头的基本料子（白胚料）备着，等拿到剧本时，再根据具体人物需要确定款式，染色绣花。平日里，我也会想法淘一点便宜好看的小配饰。记得我设计过一件戏服，深蓝色的丝绒面料上镶着蓝色的水钻，舞台灯光一打，散发着黑沉沉的幽蓝色光泽，非常漂亮。还有被海关没收的进口花边，散落在不起眼的小店里，我看见了就会挑上一大包回来存着。有一次，跑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家叫“小花园”的店买台上用的头花，七转八弯还差点迷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