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分配到机关工作，办理报到手续后，到后勤部门领取了三样物品：笔、袖套和雨伞。笔是用来拟写文稿、记录会议的；袖套用于伏案工作时，可以保持衣袖清洁并免受磨损；雨伞提供出行方便。

　　那时机关虽说等级森严，行政级别局级干部要在13级以上，处级干部要在15级以上，我们这些大学毕业刚进机关的只有23级，开会、看文件17级以上是一个范围，13级以上又是一个范围，但互相间的称呼，都是姓前面加个老或小。年纪大点的称老王老张，年纪轻的叫小李小钱，中不溜儿的称之大冯大徐，处长局长概莫能外。我们都敬重地称呼1931年入党的老局长为老罗，老局长也亲切地唤我们小郭小赵，还经常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交谈。

　　往往相识时的称呼一直叫到退休。二十多岁进机关，唤作小李小钱，到你退休时还是这么叫。不然，从何时开始改称大李大钱、老李老钱呢？叫习惯了，就难以改口了。后来，机关流行称“长”了：王处长、孙局长，往往把“副”也省略了。这样称呼，姓郑的“沾光”了，哪怕副处长听起来也是“正”的（“郑”和“正”音同）；姓傅的“吃亏”了，升了“正”的，还被称“副”处长（“傅”和“副” 音同）。

　　进机关不久接到一个额外任务，业余时间给机关里的年轻人（大都是退伍军人）辅导文化知识，他们是在“文革”中上的学，要经过统一考试补一张初中文凭。我们4个刚进机关的大学毕业生分别给他们辅导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我负责辅导语文。走上机关的讲台，给我年轻的同事讲“字、词、句、篇”，评析他们的作文，真是机关生涯中一段特殊而难忘的经历。当初他们叫我郭老师，后来一直没改口。

　　我们机关的底层是市政府机关大食堂，外滩市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就餐。每到中午，这里人声鼎沸，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走出拥挤逼仄的办公室，汇聚到这里，点头招呼，相互问候，有的还乘机洽谈工作。机关食堂，成了工作人员交流的空间。印象中最受欢迎的菜肴是小砂锅，里面有小排骨、肉皮、粉丝、黄芽菜，在一个个煤气灶上现煮（当然排骨是熟的），汤水沸腾一阵后，师傅用特制的工具把滚烫的砂锅抓放在搪瓷盆上端出窗口。那时还没有空调，这砂锅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暖的。大食堂旁沿楼梯而上有个专供面条的小食堂，我们这些老胃病常光顾那里，边排队等候，边交流养胃之道。每年春节前，食堂会把结余的资金给每位搭伙者加一次餐：大排、肉圆、熏鱼、酱蛋，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机关很少发实物，有时过节工会给每人发一条青鱼，大家会欢腾一阵子。鱼有大有小，这让分鱼的内勤很纠结。即便总有人发扬风格拿小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想了个抓阄的办法，一个处十来个人，每人抓一个号，按号拿相同编号的鱼，这样“老少不欺”。

　　那时，去基层联系工作，中午一般都要赶回机关食堂用餐，一则基层不留饭，二则在外面吃饭回去报误餐费手续麻烦。有次到基层调研，结束离开时已近十二时，回去怕吃不上饭了。带队的副处长老戴就把我们一行五人带到东安新村她的家，下卷子面应付了一顿，放下饭碗就乘49路赶回机关工作。

　　近有报道，2013年公务员招录职位要求中有不少“苦差事”：值夜班、经常出差、节假日加班等等。由此记者认为“一杯清茶一包烟，一份报纸坐半天”这样的公务员生活，已经成了“过去式”。其实，在我们“过去式”的机关生涯中，这类“苦差事”也都经历过。以前的机关生活，并非都是“一杯清茶一包烟，一份报纸坐半天”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