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二天开始的正式谈判依然不顺利 

　　刚开始的从政生活我很不习惯。做记者的时候，希望马上把最新鲜、最深刻的感受告诉公众；而在政府机关则要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而且各管一摊事，没必要就不交流，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很不一样。写作讲究形象思维，描写、渲染，而写公文、电报则是怎么准确、精练怎么来，多余的字一个都不能要。有位南方朋友一语双关开导我，你刚从福建来嘛，北京干燥，每天多喝一杯茶，也好磨砺性情。大概磨砺了一年，我才逐渐适应。 

　　而这期间，随着对香港回归工作的介入，一种崭新的使命感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复杂历史问题的解决往往像一场漫长的接力赛，甚至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港澳办的两位主要领导鲁平和李后都是老革命，鲁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李后是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思想觉悟、政策水平都很高，我入门就能在他们手把手的教导下重新学习，投身祖国统一大业，实在是很幸运的。 

　　次日，我回到国港办自己的办公室，一个上午没有电话。下午两点刚过，电话铃响起来，工作小组成员、外交部港澳办赵稷华主任告诉我说，伯恩斯不但没离开北京，还建议明日继续谈。我大松一口气，谈判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我还得多多历练才能游刃有余啊。 

　　13日的谈判甫一开始，伯恩斯堆起笑容，提议可否在全体会前先和我“小范围”地谈一谈。于是，我们俩走进了钓鱼台芬芳馥郁、绿茵覆径的花园。 

　　在曲径通幽处，他像是变了一个人，用彬彬有礼甚至近乎恳求的态度对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将回伦敦去。您知道，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和我的家庭，真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可是外相却把我留在这里谈香港新机场问题，我们互相让一点，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我心中了然，当即表示一定尽力，只要双方都坚持中英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增强互信，都好商量。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天的会谈仍然未能缩小彼此间的分歧。 

　　第二天，伯恩斯真的离开了北京，不知他为太太祝福的心情是否受到些许影响？ 

　　第二轮工作小组会议于5月18日至22日仍在北京举行。此时我已由国港办一司副司长升任司长。我去首都机场迎接伯恩斯，他一出机舱就向我表示祝贺，在众多照相机、摄像机镜头面前相见如旧友重逢，仿佛上次分手的结果并不重要。 

　　许多海内外传媒也都派出记者聚集北京，关注会谈的进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以“钓鱼台15号楼里的机场谈判对手们”为题，刊登了一幅大漫画，把英中双方谈判成员伯恩斯、欧威廉、麦高乐、许仕仁、陈佐洱、王凤超、徐泽等人的头像一一刻画，惟妙惟肖。 

　　当晚，国港办陈滋英副主任在位于东二环路的港澳中心酒店举行欢迎宴会，席间鼓励说：“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句外交辞令，令伯恩斯一时颇受鼓舞，琢磨了好几天，甚至在谈判桌旁数次向我引证，提醒我别忘记了。但是，第二天开始的正式谈判依然不顺利，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宜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和财政自主权。虽然双方谈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新机场财务方案的细节——如财政储备和借贷规模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还遥不可及。 

　　看来伯恩斯是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也许他接到的指示与中方能够松动的极限相差甚远，所以态度日趋悲观。 

　　在预先商定的第二轮谈判的最后一天——22日早晨，脸上布满乌云的伯恩斯先生在下榻的大北窑外国贸酒店被一群记者包围。 

　　记者们七嘴八舌地问他如何评估此次会谈，分歧是否可以得到解决，对此时此刻之后的几个小时是否抱乐观态度。他均以“我不知道”作答，苦着脸对记者们说：“祝我好运吧！” 

　　原定谈判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中方工作组的同事们早早从各自办公室赶来钓鱼台国宾馆集中，可是10时许，外交部转来英方的通知说，由于英方代表团需要等候伦敦和香港的指示，将推迟与会，推迟多久，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