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陕西南路上，近新乐路口，有个居民小区，一式的楼房中间有一座非常朴素、平凡、清静的小楼，如果人们不注意小楼外面的一块木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我国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先生的旧居。

　　丰先生的旧居整个小楼依然按照他原来生活的样子保持着，充满着特有的原汁原味的亲和氛围。墙上展示着丰先生不同时期的漫画，桌子上放着毛笔和纸张，似乎丰先生正要创作一幅漫画。

　　当我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时候，一阵隐痛涌上心头。他的床，实际上是一块短短的木板，十年动乱，他遭受迫害，白天在外面接受批斗、责罚之后，回到家里，不许他睡原来的床铺，只准睡短小的木板床，他睡下去两腿没法伸直，夜夜只能弯曲身子，难以安睡。在那个年月，他就这样过着被损害被侮辱的痛苦而无奈的日子。

　　丰先生是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爱国画家和文学家。他的画，他的散文随笔，就是热爱祖国、向往美好生活的最好明证。

　　丰先生挚爱朋友，使我想到和丰先生同住在上海的另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住在罗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华诗屋”里的梅兰芳。

　　丰子恺比梅兰芳年长四岁，他们虽然曾经共居在上海，但两人的会见却迟延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他们是同时代的真诚艺术家，他们经历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日寇入侵等国家危难社会动荡、人民奋起的时代。

　　丰先生是以画家、文学家、音乐美术教育家著称于世的。他喜欢西洋音乐，练过钢琴、小提琴，爱听奏鸣曲和交响乐。

　　但是，丰先生对梅先生表演艺术的赞誉，却始于抗战前。早年，丰先生买了架留声机，除了拥有一批西洋音乐唱片以外，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无衣散花》《贵妃醉酒》《西施》《廉锦枫》等唱片。他初听后，觉得有点动人，再听、三听，竟被它们迷住了，以至爱不释手。他恍然感悟，西洋的和声音乐固然好听，但是中国的旋律音乐也自有它的妙处。不久以后，丰先生的唱片箱里全是梅兰芳的唱片。梅先生的演唱对丰先生的音乐爱好起了转捩的作用。他总觉得，梅兰芳的演唱像画画一样，简洁遒劲，毫无废笔。书、画、音乐、戏曲，原是共通的，相互融化吸收，相映成趣。

　　抗战时期，丰先生一家为躲避日寇，辗转来到山城重庆。上海的朋友把梅兰芳拒绝替日寇演出蓄须明志的照片寄给丰子恺。从此，丰先生除了敬慕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外，还增添了他对梅先生人格的敬重。他久久注视着这张留须的照片，觉得梅兰芳的形象，实在比舞台上的西施、杨玉环更美。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了久别的上海，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走进天蟾舞台，观摩梅兰芳在《龙凤呈祥》中扮演的孙尚香。他在观摩过程中，觉得梅先生塑造的孙尚香形象，那样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动听的唱腔多么赏心悦目，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过了几天，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丰子恺又一连观看了五场。

　　于是，有一天，丰子恺偕幼女一吟专程到“梅华诗屋”拜访梅兰芳，这是1947年梅花绽放的时节。两位真诚爱国的艺术家终于握手晤面了。他们神交已久，他们有着共同的抱负，相似的遭遇，共通的心愿。如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一起，推心置腹地谈心，畅怀深入地谈艺，他们是知心，知己，又是知音。临别时，丰子恺送给梅兰芳一柄自书自画的折扇，一面是以曼殊大师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樵”为题的彩色画；另一面书写弘一大师所作赠歌郎金娃娃“金缕曲”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