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少年得志，学问大脾气也大，“自负才气，不可一世”；眼里容不得沙子，常有“攻击精神”，一向敢于放言，有“傅大炮”之称。这样一个“炮手”对有学问之人却谦卑得很。

　　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后来，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所托，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不过，傅斯年数顾李庐皆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李方桂更是直接告诉傅斯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这话像是打脸，也像是挑衅，因为当时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方桂也清楚知道傅斯年的职务。搁在平时，“傅大炮”早该放炮了，而这次却躬身长揖道：“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一提到这个典故，人们往往赞叹傅斯年“春风大雅能容物”，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可看出傅斯年对做学问者充满敬重，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位置高了仿佛见识也跟着高了、学问就随之大了，容不得人，也看不起人，这就没摆正自身位置，出现了角色迷失。

　　回到李方桂的“人才论”上，也许其观点不够准确，但研究机构和高校内的不少学者宁愿做学问而不愿做官，确实是事实，在当时可以找出不少例证。哪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也是如此。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我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时，要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不容易，因为谁都不愿意做，怕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从李方桂拒绝担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到王义遒找不到人做院长或系主任，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在今天，恐怕想当院长或系主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吧？媒体曾报道，“深圳（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对这些争抢处长的教授，是该抱以厌恶之鄙薄还是该抱以理解之同情？恐怕不可轻易判断。现在的学者为何愿意当官？王义遒给出答案：“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

　　说到底，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过度行政化。当权力主宰了学术资源的分配，当学问做得好不如权力更吃香，当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嗫嚅不敢言，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国王、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奴仆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权力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度行政化确实很危险，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此，温家宝同志曾强调“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这是切中肯綮的忧患之谈。还需赘述一句，李方桂后来实在拗不过，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所长，旋即便安心做学问了，在语言研究上成果不凡，著述甚丰，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