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倍今后的施政重点有哪些？

　　2012年12月，自民党再次掌控国家最高权力。在今年7月举行的参院选举中，自民党护盘成功。安倍晋三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半年内接连赢得两场国政选举的自民党总裁。

　　这次参院选举结果巩固了日本“一强多弱”的格局。但政局在总体稳定的同时也呈现局部的乱象。主要表现在：（1）自民党在失去强劲对手后内部争权夺利白热化。各派系都在招兵买马；一些实力人物瞄准9月的内阁改组展开“争夺阁僚位置的卡位战”；副首相麻生太郎接二连三“大嘴巴”，反映了他急于抢班夺权的急迫心理。（2）在野党内部分裂凸显。民主党干事长细野豪志辞职后，追究党代表海江田万里的呼声升高，而该党创始人、前首相菅直人因违纪差点被开除；大家党党首渡边喜美与干事长江田宪司政见分歧，互相指责，分道扬镳只是早晚问题。

　　安倍政府今后施政重点目前还不明朗。安倍在选后首次记者会上称，为摆脱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经济对策是“最优先课题”。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还模仿布莱尔在1997年就任英国首相时的发言，称参院选举后的课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是经济。但自民党在众参两院拥有的席位与2006年安倍从小泉手里接棒时不相上下，而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比当时还要高涨。这是安倍实现改宪夙愿的难逢良机。评论家认为，安倍未来的施政重点将在重振经济和修改宪法间漂移，两者不能兼顾，这一矛盾将始终困扰安倍及执政团队。

　　二、安倍经济学能不能让日本东山再起？

　　安倍这次率自民党取得参院选举的胜利对他在2015年再次蝉联党总裁非常有利，“安倍2.0”时代可能延续3年甚至更长。他能不能让日本再次进入稳定繁荣的“黄金时代”呢？不妨从经济、政治、外交角度剖视：

　　第一、日本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能不能实行结构性的改革。安倍上任后，推行以无限量宽松政策、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安倍经济学”。虽然取得了股价上扬、日元贬值的短期效应，并使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获胜，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安倍经济学”已是“强弩之末”。眼下，日本大企业虽转亏为盈，中小企业却依然陷于困境，至于扩大雇佣、提高平均收入的效果就更不明显了。（2）消费税增税很可能让景气下跌。日本从2014年4月起将消费税提高到8%，2015年增至10%。据测算，民众赶在消费税增税前的购物需求将把2013年度GDP推高1.4个百分点。但2014年度则因消费者捂紧钱包将GDP压低1.8个百分点，2015年后将继续低迷。安倍正面临要不要如期增税的艰难抉择。（3）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带来的外部压力。7月下旬，日本终于赶上谈判“末班车”，但由于其他11个成员国有关市场准入等领域的磋商已结束，日本坚持的大米、柑橘、牛肉、砂糖等产品关税例外措施未必得到缔约国赞同。日本加入TPP将促使其经济结构彻底改革，这是历任首相想做而没做成的，安倍也未必有勇气和胆略。

　　第二、安倍执意推行修宪路线将造成激烈的政治动荡。安倍从不讳言最崇拜的政治家是曾任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岸信介遗传给他的是国家主义和向战前回归的复古主义政治DNA。安倍的政治夙愿是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最终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他在第一次任内曾挑战这一目标但没成功，复出后将修改宪法定位为“亟须解决的重大议题”，甚至称之为“改变日本的原动力”。调查表明，89%的众议员和75%的参议员赞成改宪。安倍内阁可以说是战后距离改宪最近的政权。问题是修宪目前仍是日本最敏感话题。主要政党中都有赞成修宪与反对修宪的，一定要启动修宪进程的话势将造成政坛大分化大改组，而日本主流民意对修宪基本上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安倍要“霸王硬上弓”，只会激起民众强烈反弹。

　　第三、安倍的“战略性外交”难以如愿以偿。安倍复出仅8个月就访问了20个国家，频繁程度超过历任首相。他自诩，这是“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但这并不表明安倍在外交上比前任有优势。这些“外交秀”或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一厢情愿、不自量力，是他缺乏自信、缺乏智慧的表现。日本媒体早就注意到美国并没有特别青睐安倍。奥巴马今年1月让安倍吃了“闭门羹”，2月见安倍也是敷衍了事，在八国峰会上也没与安倍会谈。美国媒体还不时敲打安倍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行。此外，安倍在8个月里三访东南亚，挑拨东盟与中国关系，但除了个别国家外，多数国家并不愿跟着日本与中国作对。“包围中国”的路线既是其战略误判的产物，也是外交失败的死穴。一位日本政治评论家认为安倍要建立稳定的政权，首先需要和中韩这两个近邻改善关系。一味推行“以邻为敌”的冲撞式外交，最终只会将自己逼入死角。

　　三、日本民族主义泛滥与中日博弈加剧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日本与周边国家相继发生严重对立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泛滥有关。日本从“泡沫经济”破灭后，国民中弥漫着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期盼出现强势领导人把日本带出困境。于是，一些政治家竞相推行冲撞式外交路线，导致与邻国的关系整体恶化。而中日战略博弈加剧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是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间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必然的冲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中日GDP差距逐渐缩小、持平、逆向拉大。1990年，中国GDP仅为日本的九分之一，2010年反超日本，2012年与日本拉开40%以上的差距。在过去2000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中强日弱”，这种历史记忆使日本在中国超越它时比任何国家更敏感、更恐惧。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日本有些政治家产生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

　　其次，这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较大国家认知差距逐渐累积导致的结果。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邦交正常化时提出“求同存异”。此后一二十年里，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问题并不突出。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聚焦“自由、民主、人权”等领域，刻意凸显放大两国在价值观领域的“异”。其原因有二：一是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新生代政治家都是在西方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二是日本除了拿价值观说事已没什么“牌”可打了。

　　第三，这也是日本政治“劣化”，一些“政治明星”热衷以短期行为凝聚人气的结果。“剧场政治”盛行导致日本政治家眼界越来越狭窄。朝野两大阵营的政客在有关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上的创新意识低下，其精力集中在如何让选民继续投自己的票以及如何在党派、派系的角逐中最大限度捞取实惠上。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日本少数政客用国内政治的需要绑架外交政策的典型。

　　四、中日关系如何转圜?

　　中日是亚洲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对立。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互相猜疑和对抗会损害各自的根本利益，就会采取现实措施，让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目前，在导致中日紧张对峙的消极因素增多的同时，有利于转寒为暖的积极因素也在逐步累积，表现在：

　　（1）日本经济界要求缓和与中国的对立。由于中日对立的负面影响，双边贸易去年出现萎缩，一些重大经贸合作项目叫停。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2）近一时期安倍被高支持率冲昏头脑，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国家主义色彩已引起日本民众和广大有识之士的警惕，舆论“一边倒”责难中国的现象已有所转变；（3）安倍对中、韩两国采取挑衅立场，打乱了奥巴马政权处理朝核危机的部署，安倍否定侵略罪行、颠覆战后秩序的言行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质疑。

　　中日关系要转圜，最关键是坚持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这四个政治文件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它们规定了两国处理彼此间的各种摩擦和对立的基本原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从现状来看，两国关系的转圜势必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磨合期。为防止两国矛盾、对立继续恶化，有几项措施非常重要：（1）在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建立管控危机机制。为避免冲撞事故，双方巡视船、公务机需达成彼此保持最低限度距离等暂行规则，双方都不要尝试登岛。（2）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交流管道。相互要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坦率回应对方的疑虑和关切。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客观理性地判断对方的情况，消除误解。（3）促进民间交流，夯实政治基础。“国之交在民相亲”。这是两国重构信赖关系的基础。中日关系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民间交流。（4）推动互利合作，扩大经贸交流。这是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的制动装置。应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继续推进经贸领域的交流。同时，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为早日建成中日韩FTA、东亚地区综合一体化（RCEP）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