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天，我开始在办公用的片艳纸（一种薄而脆的书写用纸）上，写幻想中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我的想法似乎比梦还遥远与模糊。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过六十年后在堂堂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

　　这也是“中国梦”里的一片小小的树叶吧。

　　荣幸、惭愧、感激、回忆还有惊喜，还有些微的王蒙老矣的伤感：这才叫百感交集。

　　而且，恰恰在开展前不太久，我找到了1953年写下幼稚的初稿的那几张片艳纸，1955年修订完成后的竖写手稿，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发表过的与因故未能发表的手稿。此外惊人的是，我还找到了“文革”当中用两种文字手抄的波斯诗人莪默·伽耶谟的鲁拜（柔巴衣）体律诗、我在“文革”中阅读《资本论》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下的笔记，直到1950年在中央团校的听课笔记。呜呼文学，呜呼人生，时光远逝而纸与字儿长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还有其他：历年的发表过我的作品的报纸杂志，各式版本的数百种书籍，插图、译文、评论、记载，友人包括国际友人的翰墨，各种奖项与荣誉头衔的证书，还有各种音频、视频的资讯。当然还有美名与劣评，欢喜与懊恼，怀恋与遗忘，友谊与难受，祝贺与不忿。烟，非烟，如潮，如浪，如诗，如梦，如歌，友与非友，己与非己，很难牛皮轰轰，很难绕之而过，很难顾左右而言他，很难都承认也很难不承认。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证词与痕迹。

　　一切都栩栩如生，一切都刻骨铭心，有时候是痛心疾首，有时候是欢呼雀跃，有时候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文如井喷，天高云淡，生正逢时。一切的曲折都是故事，一切的挫败都是资源，一切的尝试都是活力，一切的异议都是协助，一切关于此公已经过时的预言只好等到明年再兑现了，一笑。

　　这些就发生在六十年后的二十五分钟，你大概用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王某六十年的劳作与失误，聪明与愚蠢，悲哀与满足。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二楼西大厅，欢迎批评，请多提意见。王蒙向观众与主办领导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