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去香港已是一件很方便的事，但对一个年届75岁的老人，若要单独去香港扫墓，会有诸多困难和不便。今年4月去绍兴，获知浙江蔡氏宗亲会有二十几位乡亲，准备今年8月份专程去香港祭扫蔡元培先生陵墓，于是8月盛夏我也随同他们去香港扫墓，总算实现了久久埋藏在我心中的愿望。

　　家中珍藏着一本厚厚的剪报，剪贴着二十几种报纸，如大公报、星岛日报、工商晚报、上海申报、中央日报等等，载有关于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情况和悼念他的各种消息，还有诸多同仁和要人的纪念文章和挽联，其中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和周恩来。这类新闻登载的时间跨度相当长，从蔡元培先生逝世当日即1940年3月5日至1940年4月10日。当时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反击日冠侵略的战乱时期，各界有志人们依然怀着沉痛和不舍之情，以各种方式怀念这位学界泰斗。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曾高度评价蔡元培说：“把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之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个评价的深刻涵义。

　　同去的浙江籍蔡氏乡亲，都是五十岁左右的民营企业家，在和他们接触前，我一直在想，蔡先生和他们无血缘关系，只是同宗同姓，为何会组织这次祭扫活动？经过接触和交谈，看了他们的会章，明白他们是执行自己的诺言：“尊祖敬宗、弘扬族德、振家兴国……”作为一个完美的人，只求经济上的富裕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还要精神上的富裕。他们无比崇敬蔡先生，为姓蔡的有这样一位先辈感到非常自豪。

　　扫墓当天的情景更使我难忘，香港“北大”校友会派专人专车带我们去墓园，它是位于港岛西南角的一个山坡上，名叫“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没有熟人引路，在密密麻麻的墓群中是很难找到的。那天晴空万里，虽然气温34℃，阳光还是十分炽热，不少“北大”前辈和蔡氏宗会会员早已等候在墓前，他（她）们看上去都是温文而雅，全是很有修养的学者，有的已近八十岁，不怕晒，不怕累，令我十分感动。

　　我在相册上也见过墓碑的照片，但亲临现场，感觉完全不一样，亲眼目睹叶恭绰先生手笔“蔡孑民先生之墓”，台静农先生手迹“蔡元培先生墓表”，墓碑下方署名“香港、台湾国立北京大学同学会设立”。据说在1978年之前，这儿只有一块简陋的、不起眼的小石碑，前后对比真是联想颇多。

　　我们一行人依次敬献鲜花，鞠躬致意，分别在墓碑前拍照留影。“北大”前辈告诉我们，每逢节日，总有人自发地前来谒拜，想不到蔡先生去世已七十多年，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对他的敬仰也就是对他精神、对他人格的认可，大家记住蔡先生多次说过：“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随后我们坐车来到位于香港北角英皇道一处大楼中的一室，进行参观和座谈，阅读“香港北大人”月刊。这是香港的“北大人之家”，室内有一尊“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半身铜像，他慈祥的双眼注视着每一位来客。香港的、内地的、全世界的“北大”校友常在此聚会，畅谈、交流，它是一处温暖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