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曾经是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从诗歌中听到了时代的潮音。在五四时期，在抗战时期，甚至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些通过艺术方式呈现的充满诗意的诗篇，为我们传达了时代的苦难和欢乐，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历史前行的脚步声。这一切，在历史转折的八十年代，在新诗潮的高潮中，诗歌当然更是充实、完整地保持了时代的特有精神。而现在，诗歌的公共空间却是空前地消匿和弱化。

　　诗歌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成为话题，原因在于诗歌固有的“私人性”，在于诗歌的发生总是与私人的情感抒发有关。所谓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的缘起总是私人性的。因为诗有一个由个人因情而动然后及于他人的过程，于是就有了对于公共生活的“疏离”乃至“忽略”的警惕，因而也就有了历来关于诗歌不可脱离公共空间的强调与提醒。

　　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始终是一对互为依赖又互为排斥的概念。对于一首诗而言，它的充分的个人性可能产生优良或杰出，而它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与彰显，则必定与诗的伟大与永恒相关联。这已是诗歌史屡见不鲜的事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陆游的《示儿》都是这样的作品。后人评陆游此诗曰：“‘家祭无忘’之语，千秋而下亦为长恸。此其用心与子美何以异哉！”又说，“耿耿忠心，千秋遗训，呼唤着后世的热血男儿。”陆游此诗嘉定二年十二月作于山阴，这一年年底逝世，是他的绝笔。

　　通常说诗歌到底是个人的，这话并没有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强调个人化，其大背景是“文革”动乱，是为反抗“政治第一”的诗人们的无言的默契。诗歌一旦打开了私人空间，自由的阳光和人性的温馨一下子涌了进来，使当日的诗歌充满了活泼的生机，而且开拓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天地。但是事情一旦过了界限，其原本的性质便受到了伤害。

　　反顾当今的诗歌，个人的空间几乎取代了公共空间而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主潮。相当多的诗人忘记了周遭的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善恶和是非、公理和正义，沉湎于个人，写着极端自恋的诗篇。他们自以为是，实行着彻底的“个人至上”甚至“个人唯一”的宗旨，只是咀嚼着小小的欢乐和悲哀，一些别人无法破解的自言自语。当诗歌的主潮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可以断言，这就是一种病态。

　　人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是对以往的政治强加的反抗，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因为倒脏水连同婴儿也一并倒掉。是的，政治曾经肆虐，但政治本身并不意味着灾难。政治与一切攸关，它涉及的总是重大的事件和主题，特别是关于天下兴亡、社会盛衰、民生苦乐这样一些重大的话题。这些，诗人能回避、能充耳不闻吗？诗人关怀这一切，当然并非“为政治服务”的卷土重来，更不意味着排斥诗歌的个人性。而是更高地要求于诗人，以富有个人特征地表达他们对于世事的牵挂和关切。

　　这就是我们此刻讨论的诗歌的公共空间的要谛，也许就是此时，一个充分个性的、同时又是充分公众的、既是非常独特的又是充盈着时代精神和公众关怀的诗人正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