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据报道，我国每年人均读书量在世界上排在较低位置；一是从台湾地区引进、我参与修订审定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据说“遇冷”，原因除了难以腾出课时外，还因为缺乏师资。特别是教师从没接触过《大学》《中庸》，教起来感到困难。对此，我感到困惑，因为《大学》《中庸》文字较为浅显，并非“佶屈聱牙”，而这部教材无论教师用书还是学生用书，都有详尽注释和今译，何难之有？但后来在中文系2年级和4年级学生中有意调查了一下，算是想明白了一点。这些学生从入学分数看，许多高于当地一本线几十分，学习也算努力。只是，除了教材，几乎不读课外书。我问，谁读过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任何一部，几十人中竟无一人举手。

　　记得我当年就读的新湖南报社子弟小学有个阅览室，里面许多儿童书籍，2年级时，我们就去读书，其乐无穷。3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我于是在家读书，逐渐变得嗜书如命，上厕所也手持一卷。小人书看完了看“字书”，白话文读完了读古文，经过这样的“童子功”，古文的语感也就建立了，中学时读古文一点不觉艰深，好玩似的。记得竺可桢的科普小册子《物候学》，我看烂了2册。周有光的《字母的故事》，印数仅300册，也看得烂熟。我父亲有《参考消息》，是内部报纸，不能做废纸卖，便捆成几捆，扔在床下。我如获至宝，细细阅读。因为是内部的，比现在公开发行的《参考消息》“开放”多了。记得读到一份1966年暮的“中央社消息”：“今天，五十万中华儿女，齐聚台北，纪念国父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您想，毛泽东诗中出现的“中华儿女”，被“国民党反动派”用上了，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该有多震撼啊！读书多，理解能力就强，对学数理化也大有帮助。中学时，经常逃课到长沙祖母处，快期末考试时到校，把数理化的课本看看，习题做做，考试总是全班第一。所以，1977年高考时敢于考理科，分数还过了重点线十几分。

　　有了这种经历，知道读书要凭兴趣，儿子上小学时，便培养他的兴趣。比如，故事讲到紧要处，借故离开，回来时，他已经自己看完了。到小学高年级，他大约看过100册课外书，这时，就劝他读四大名著，他不买账；等到电视播《水浒》《三国》《西游记》，他自己找到原著看完了。问其缘故，说是课业太多，耽误了看电视，读书来弥补。有些情节还百看不厌，那时节，说话都是“端的是”“那厮”。我也从不逼他上这班那班，照样考入武汉大学，目前在武大读博士。

　　我以为，逼着孩子上这班那班，还美其名曰“不输在起跑线上”，弄得孩子厌学，把读书当负担而非乐趣，真是拔苗助长，缘木求鱼！结果就是今日连中文系学生也只读教材。又有人写文章要为读书立法。我想，不能享受读书的乐趣，立了法也只是进一步加重学生负担，给他们增加了一副枷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