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来了两位一起避难的长辈　

　　下午飞机还在炸，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的呼啸之后，就是沉重的一响，看得见中弹房屋腾起的烟火。哥哥吓得直哭，拽着妈妈要去教堂受洗礼，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走到中区的主教大堂找到神父。因为早都认识了，他二话没说，带我们进了大殿，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们额头上，入教的仪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上，炸弹还在呼啸，可哥哥一蹦一跳的特别开心。他说一受洗礼，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现在是最纯洁的人，若是现在就被炸死，一直就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现在就被炸死。再说，我也没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险。妈妈一路沉默。

　　虽然有了以防万一的办法，但战争还要延续多久，沦陷后又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三包粮食能否接济到社会恢复正常也是个悬念。袁妈、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还得去找寻或试吃。婆婆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野茼蒿是可以吃的，于是第二天，她们三人提了只大筐子上山，我也跟着。香港冬天草木不枯，野茼蒿好认，也多，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晚上煮了一大锅，她们当饭，却不给我盛。我就围着要，刘妈给了我一点儿，我觉得虽不难吃，可也不算好吃，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

　　自开战后，灯火管制，家里没开过电灯，蜡烛也不许点，所以我们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不几天，自来水也停了。所幸我们那个架空的院子下面是岩石，石缝总在滴水，接水的任务就是我的了。提上一只桶，桶内放个小缸子，另一只手拿个小板凳，走到院子下面，选好地方，听着小缸子里的叮咚声。接接倒倒一坐几个小时，等桶里的水快满时，刘妈或袁妈就会来给我换只空桶，提水走的时候，还总不忘表扬我几句，这是我以往几乎听不到的，心里觉得怪美。

　　房客贝特兰参军后，大学生房客也到学校集中参加战时服务去了。这时，家里又来了两位亲戚，一位是江南才女，很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抗战开始，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因此他们就需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1938年元旦未到，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溢血死在旅途中。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爸爸总揽一应后事。以后熊婆婆独自主持慈幼院，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这次路过可能是父亲才去世，妈妈又在外工作，熊婆婆不想来打扰，就下榻九龙。偏偏赶上了战争，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能，妈妈请她赶快过海来我家，九龙不是可以停留之地了。

　　另一位是陈八叔，妈妈的同学、好友陈蕙君的堂弟。周家和陈家是世交，同辈人都很熟识的。不过这陈八叔年轻，当时三十来岁，清华大学毕业，学电的，在九龙工作，还没成家，差不多每周都来，可袁妈、刘妈都不喜欢他。我们有时故意叫他八哥，降他一辈。有一次，我对着他念童谣：“八哥，八哥哥，学我说话，学会了和我吵架。”他飞起腿要拿尖头皮鞋踢我，被刘妈挡住，还训斥了他一顿。就这位八叔，现在九龙吃紧，他当然是不请自到了。妈妈说国难当头，大家还是互相帮助，多包涵些。袁妈、刘妈只能接纳他了，但对这位唯一的男子汉，谁也没抱什么期望。

　　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开炮时，我就停止接水，回家和全家一起，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说是这里最安全。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接着就是沉闷地一炸，能感觉到地下一震。若是啸声低粗，爆炸声就会很大，表示弹落不远。开战后，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兵荒马乱，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挤住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躲炮时没人说话，说也听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可是天天如此，人慢慢也就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