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书写，自古就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其中的相当篇什都标识着这种文学体裁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数千年来闪耀着瑰丽的光芒。循此一脉，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开启的英雄崇拜，始终被高调继承，成为民族文化的突出亮点。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断言：“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

　　特别让人讶异的是，就连商业腔十足的美国好莱坞，也被中国古典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所吸引，意念大动，灵感迸发，借助一向权属儿童专利的卡通外壳，完成的却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大制作。其开放的视野除了让我们意外，也为我们日益钝化的艺术感觉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姑且不论好莱坞这样做的商业成就，仅就其瀚海捞针般撷取的中国式形象类型，也不难看出，英雄主义叙事实在是人类自有文学活动以来，就一直被共同欣赏、强调并延续着的。向英雄致敬，无分西东。

　　命运的艰难和诡谲，催生着人们与命运搏击并战而胜之的强烈渴望，而命运，也总是格外眷顾那些勇敢、智慧的生命个体。英雄主义于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发育成长壮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风尚，英雄主义为人类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提供骨骼，注入支撑，为强化执政者的既有地位，提升社会群体的精神等级，规范这个群体中前驱者的意志导向，输入了不竭的动源。当人们日益清晰和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时，审美层面上的英雄主义书写便成为最普遍的文学选择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英雄书写几乎就是传记文学的代名词；英雄主义书写更是渗透到文学的所有品种。

　　历史永远是英雄书写最大的资源库。任何传主都必须、也只能在历史的平台上建功立业。无论以往、当下，以及未来，为了同物态的时间性消逝相对抗，人们只有不间断地用口碑、用文字，才能将那个瞬间留住，将曾经，绾作一个结，还原为长久的记忆。《论语》记言，也记人，包括圣人亚圣人，共计156位。

　　英雄书写的存在价值，照胡适的话说，是用“模范人物的传记”，来作为“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其终极目标，是让传主的生命形象和人格形象，在代际传承中走向永恒。但这样的目标靠传主本身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赖于书写的回溯和读者的接受。有回溯，才会有接受；有接受，才会有分享；有分享，才会有延续。

　　英雄传记并非教科书，不需要承担传授技艺的责任，但是，总需要“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胡适语）吧？一部只讲结果而不及过程的传记，是只把绣好的鸳鸯给人看，而不是把金针度于人。这就失掉了传记的教育意义。而能把金针度于人，使读者“尚友其人”的传记上品，依胡适的标准，非此三者莫属：“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激励青年人立志向上”。

　　托马斯·卡莱尔曾经亟言：“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言不谬。我们正是追慕并追随着大大小小的各路英雄，怀揣着英雄主义情结，从历史的昨天走到今天。无论是在岁月的巷道里寻找，或者在现实的界面中发现，英雄书写都是为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而提供的文化反哺，有大德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