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是要求文艺作品服从于道德伦理政治，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直到唐代中叶，那些为封建文艺立法的巨匠，如杜甫、韩愈、颜真卿等，都持有相似的观点。白居易更是主张文章和诗歌要“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非常明确，可也非常狭隘。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格局。由于禅宗主张“心即是佛”，内心便是一个可以作无穷探索的宇宙，而中唐从“安史之乱”中醒来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想对人世作进取征服，而只想享受心灵的安适，便纷纷投向禅宗，于是，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趋向。

　　苏轼便是这个审美趋向的典型人物。他身为北宋文坛的泰斗，却从未有过如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不可一世；在艺术上，则用实践反对白居易的“泛政治化”的主张，开创了一种远离忧愤，不似孤峭，也非沉郁的质朴无华，宁静自然的韵味情趣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思想基础，依然是禅宗自然适意的生活主张，“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唯取你真正本如。要眠则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外化物，重要的不是焚香礼佛、坐禅念经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向内心的探索。苏轼将这种理论用之于文学，便出现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见《苏轼全集》第十五卷423页）的说法，说明文章是丰富感情的体现，而这种思想感情如喷泉涌地，随物赋形，而行文也是如同泉流一般，如地形允许，便一直流下去，而一旦收敛停止，即意味着或泉流已竭，或地势受阻。所以，苏轼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宋时已有人指出这点，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这种风格的另一体现，是苏轼将“平淡”解释为是“绚烂之极也”，（见《与二郎侄》），而这种平淡，还应该包含“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丰富内涵。他的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说明了这种审美趣味，一是写西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岂非说明最美的审美对象，正是姿态横生的自然存在。另一首是写李花，“不得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伫更纤秾”。在东坡先生的眼中，纯白的李花虽然没有其他花卉的绚丽色彩，却是更强烈、更浓烈地传递出春天的信息。这不正是平淡为绚烂之极的生动写照吗？这种美学观念给后世极大的影响。曹雪芹先生就在《红楼梦》中让他笔下的人物，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这样的绝妙好辞。

　　苏轼先生在评人论文时，也贯彻了这种美学观点。在黄州，他是一个待罪的不自由的官身，可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在《方山子传》中，他称颂一个任侠居山，弃冠服、绝仕进的异人。在当时的“太平盛世”中，把这样的人当作理想的人格标本，明显地与其作品一样，是一种退避社会，只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

　　所以，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中，就只有陶渊明最符合苏轼的美学标准了。他那“心远地自偏”的处世哲学才是苏轼最为加以注目而赞叹的。整个南北朝，陶诗并不被看很重，终唐之世，李白杜甫也未加青目。直到苏轼，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苏东坡全集》里，和陶诗的作品就有120首之多。他发现了陶诗那种“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诗歌真谛，和用极为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表达出的牧歌式的情调，认为是美的极致，艺术的顶峰。之后，陶渊明的地位被确立，陶诗也以苏化面目流传下来。鲁迅曾指出这一点，可是，千年来，人们只关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飘逸潇洒，而忽略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不正证明了禅宗的影响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