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来到抗大，学习非常紧张，但只要有时间她总是设法回来看望周恩来夫妇。有一天她回来，却被周恩来挡在了窑洞外面。

　　孙维世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呀？”周恩来笑着说：“你等一等，先平静一下，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一个惊喜。”孙维世不解地看着周恩来，问道：“妈妈呢？”周恩来用手指了指窑洞说：“在里面哩，不过里面可不只一个妈妈了。”孙维世更是睁大了眼睛：“不止一个妈妈？”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说：“是的，不止一个妈妈，你进去看看吧。”

　　孙维世跟着周恩来走进窑洞，眼前的情景让她一下子惊住了——窑洞里平时她睡觉的地方，坐着两个人，她们都剪着齐耳的短发，背朝着大门正在说话。

　　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谁来了呀？”两个人立刻转过身来。天哪，孙维世这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一个是邓颖超妈妈，另一个人是谁，难道真是她吗？

　　那个人已经站起来，直朝孙维世奔了过来。孙维世一下扑到那人怀里，叫了一声：“妈妈！”那个人就是孙维世的亲生母亲任锐。

　　原来，虽然孙维世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但周恩来心里仍一直惦记着战友孙炳文的遗孀和他的其他孩子，怕他们孤儿寡母在国统区里受到伤害，决定通过党的地下交通打听他们的消息，并将他们接到延安与女儿团聚。

　　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得慎之又慎地进行保密，周恩来当然不会事先告诉孙维世。就这样，任锐和儿子孙名世通过地下交通，被送到了延安，给了孙维世一个惊喜。更令孙维世没有想到的是，初到延安的任锐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与自己成了同学。抗大毕业后她们又被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亲母女两度成为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这段时间孙维世总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她一下子有了两个家，两个妈妈。可是她又不免有些犯愁，与两个妈妈在一起，叫妈妈时，经常会两个都答应，不好分辨到底是在叫谁，她便想出一个办法，同延安的其他同志一样叫任锐为“妈妈同志”。后来，任锐被安排在中央政府工作，负责监管政府大印，人们都叫她“妈妈同志”，就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她。

　　孙维世送给邓颖超的礼物 —— 一块石头

　　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后，先在延安、陕西、山西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不久国共战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退却与相持之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她也跟着周恩来夫妇走出延安，来到河北省的西柏坡。

　　邓颖超将孙维世单独叫到一边，关切地说：“闺女，你已经长大了，该想想自己的事情了。”天真的孙维世睁大眼睛看着邓颖超问：“妈妈，你说的什么事？”邓颖超不由笑了起来：“你这孩子，你已经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

　　孙维世自从到周恩来夫妇身边以来，第一次听到邓颖超以这样的方式跟自己谈话，脸不由一下子红了。她着急地说：“妈妈，你们不想要我了呀！”邓颖超笑着说：“傻闺女，你能总守在妈妈身边吗？”孙维世说：“我不着急，等全国解放以后再说吧。”

　　很快，解放军攻克天津，黄克诚被任命为首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被任命为首任天津市市长。孙维世的生母任锐跟随部分中央机关进入天津。

　　4月的一天，从天津方面带来消息，让孙维世赶快去一趟。到底出了什么事？

　　孙维世赶到时，只见任锐躺在床上，人已变得很瘦。见孙维世进来，就让她坐在床前，伸出手来拉着她的手，轻声地说：“孩子，我不行了，你以后一定要听周爸爸和小超妈妈的话，不要忘记你们的父亲是如何牺牲的，要学习父亲的榜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做一个好人，这样妈妈就放心了……”孙维世看着病危的母亲，眼里早已蒙满了泪水。

　　任锐说：“孩子，我们革命者流血不流泪，母亲跟着你们父亲走上革命道路，虽九死而无悔。看到你们兄妹的成长，看到你在周爸爸和小超妈妈的家里长得如此健康，如此充满活力，我就放心地去告诉你们父亲去了。你们不要难过，将来要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你还记得我给你们兄妹写的那首诗吗？”

　　孙维世点着头说：“记得，女儿终身都会记着啊！”说着，孙维世便轻声地朗诵起来。任锐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握着女儿的手一下子松了下去……“妈妈！妈妈！”孙维世大声地呼唤着母亲。

　　在黎明到来的时候，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与儿子的母亲离开了自己深深爱着的土地和人民，与日夜思念的丈夫和儿子相拥天国，那里一定为祖国忠诚的儿女铺满了鲜花！这一天是1949年4月10日，上午任锐在病中去世。孙维世长跪在母亲面前放声大哭不止，那份赤诚的母女之情，使医生和护士们见了都背过身去擦眼泪。后来，孙维世和六姨任均一起，陪着任锐的灵柩从天津回到北京，安葬于万安公墓。

　　当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革命母亲任锐去世的消息。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对此进行了报道：

　　【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民主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

　　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任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欧洲相识，是任锐的老友。

　　安葬完母亲，孙维世怕因自己悲伤而影响周恩来夫妇，就向组织上提出，暂时同任均住在一起。那时，任均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组织上就将孙维世也安排在那里。

　　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来了。一进门，邓颖超就扑上去，将孙维世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不停地叫着：“闺女，闺女……”说着说着，劝着劝着，邓颖超禁不住也跟着哭了起来。周恩来站在那里，泪水在眼眶里转动。孙维世一直不停地哭，周恩来夫妇不停地劝。忠烈之家，又蒙不幸，百忙中的周恩来不忍离去，与邓颖超在孙维世的屋子里一直陪了很长时间。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进了北平城，暂时住在北京饭店。

　　不久，孙维世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首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世界青年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接到通知后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世界性的青年聚会，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入选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孙维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听后非常高兴，对孙维世说：“我闺女有出息了呀，要出国与世界青年聚会了！”孙维世说：“妈妈，我到时给你带一件最好的礼物回来。”邓颖超乐呵呵地说：“不用了，不用了，妈妈不要什么东西，只要闺女有出息我就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