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面清单”修订过程中，有关部门对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有序开放领域，对育幼养老、建筑会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放开领域，以及一般制造领域的管理措施，采取了能取消则取消，能放宽则放宽的态度。

　　同时，将农业、采矿业、金融服务、电信服务、航空服务、基础设施等涉及资源、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以及中药、茶叶、黄酒、手工艺品等我国传统产业领域的管理措施予以保留。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孙立坚坦言，对有些部门来说，“负面清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放权，而放权又往往意味着“让利”，但是管理责任并没有减少。所以，在操作层面日益清晰、透明的背景下，自贸区的实验目标是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增加和风险可控。

　　当然，他认为，“负面清单”的制订和修订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来认识和考虑。“国际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差异，都让我们要对‘负面清单’有宽容度。”

　　孙立坚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它倒逼改革、催生创新，但同时也孕育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未知的风险。借鉴别人的经验，分析中国的国情，从而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开放与发展道路，是今天参与上海自贸区实践的所有企业、机构和监管部门都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追求高附加价值、高标准的投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孙立坚说，实现“三高”，需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市场和政府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