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舒国治：中国台湾作家，1952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惊艳台湾文坛。1983至1990年，7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其文体自成一格，简淡中深富雅韵。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在梁文道看来，“最会玩，最会讲故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陆的阿城，另一个就是台湾的舒国治。由于太“闲”，舒国治几乎走遍了台北的所有大街小巷，又因为“最能讲故事”，被文友们戏称为台北“地下市长”。

　　高，瘦，像一粒豇豆立在风中。总是一套松松垮垮的简朴外衣，背双肩包，脚蹬一双运动鞋，走路大步流星，活脱脱是个放了暑假的高中生。这就是近来备受大陆读者关注的舒国治，一个年逾花甲的高中生，一个青春期被无限延长的高中生。

　　关于舒国治，若用最简单的概括，即是闲人一个。不过就是这整日晃荡不知所以的闲人，江湖人称舒哥，是台北城中与艺文界家喻户晓的奇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硬汉侦探派小说大师、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这两位最好在城市中晃荡走路的大作家来到台北，也放心地随着他游走台北。因为谁都晓得，定居台北四十年的舒哥最清楚这个城市的秘密，是名副其实的台北“地下市长”。

　　1　七年游历美国44个州

　　舒国治祖籍浙江，日本战败后，其父遂带着一家老小，在1946年离开上海，来到台湾。舒国治生在台湾，自小与操着各地方言的外省人混居在一起。青年时的他是上世纪60年代在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下成长的追风少年，跟金士杰、杨德昌等人都是好友。青春理想是拍电影，一心欲扭转当时台湾电影琼瑶当道的面貌。可惜向来小众艺术片年命难久，加之天性懒散，未曾继续电影之路。他自言，从小就有一点逃避，而且很懂逃避，一有机会就逃一下，做功课也好什么也好，不会让自己累着。难得的是还有一个自由且糊涂的家庭环境，有一对自由且糊涂的父母，于是他得以一直马马虎虎。

　　喜欢电影，注心思于文学。不少台湾文坛老人都还记得舒国治是那个时候的小传奇，“凭几篇中短篇小说一下子红了起来，被认为是台湾现代文学的后起之秀”，陈文茜说。其中一篇名为《村人遇难记》的小说还拿过《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著名作家、诗人杨牧大赞“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著名出版人詹宏志慨叹其“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然而当大家都在兴奋地期待他下一部作品问世的时候，舒国治却突然“消失”了，他去了美国，一晃就是七年。

　　去美国，也未抱持任何目的，七年间，去了44个州，基本皆为闲逛浪游。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州、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停留过的城市已经数不清了，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两三个月，打份零工，做得最多的是中餐馆帮人端盘子，端完了继续上路。没有任何计划，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先想到路线，“会在这个路线大概到了什么时候碰到哪一个朋友，要在哪混一下，再远一点到哪个景点，到那边看一下，把自己假装好像到那边有一点点田野调查的感觉，但是多半时候每天脑筋里面都是空空的。”

　　舒国治终于还是回来了。不知是为纪念早年的晃荡生活还是怎样，多年后他出了薄薄一册《流浪集》，一如其品性趣尚，清简素朴，行距舒展，字体开张，纸页微微泛黄，一反时下旅行书的媚艳俗丽。书中他如此回忆那段孤独而广袤的岁月：“美国公路，寂寞者的原乡，登驰其上，不得不摒弃繁杂而随着引擎无休止的嗡嗡声专注于空无。”与其说舒国治在张望风景，毋宁说张望自身，而且这种对于自身的张望往往伴随着孤独与寂寞。漫漫长途中，舒国治学会了如何与自我相处，如何与孤单讲和，而只有从近乎针刺般的难耐寂寞中蜕化而出，方能领略浪游之美与孤寂之美。毫无疑问，在美国的日子常常是窘迫的，所幸年轻时候的快乐往往比较容易得到，亦往往跟窘迫无关。漫漫而游，即使不在精彩之地，舒国治也宁愿耗着呆着，往下混着，不肯回家，“依稀觉得这样的厮混经历过了，往往长出的志气会更有厚度”。1998年获长荣文学奖首奖之《遥远的公路》可为此间生活与创作的写照。

　　2　不上班日子照样滋润

　　流浪归来的舒国治虽然看似歇下了脚步，可野惯了的他绝不会安于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在舒国治看来，根本没有上班这件事，人人都一边在演上班，一边在学上班。与其说每日一本正经去上班，不如说皆是去应卯，而真正“成就事业的，应该是一个人的性格和能耐。一张名片上的几个头衔代表不了什么”。 

　　迄今舒国治生命中的上班天数拢共加起来不过三个月。每天醒来想赖床就任自己赖着；突然想到市郊在放映的电影已经演到最后一场，就起床转两辆公车赶去；走过陌生的小巷闻到熟悉的牛肉面味道就进去吃上一碗；接到朋友电话说新买到一张摇滚唱片也可以立马兴冲冲跑去。“开始上班，就像是允诺每天奔赴做同一件事，如此重大的承诺怎能贸然就答应？哪怕我那么喜欢打拳，然而若是规定每天一早必须跑去公园打拳，如何做得到？”

　　不上班，日子怎么过？照样过！没有车，出门全靠一双脚，想去哪里去哪里；住在台北这样空气湿热的城市，家中居然没有空调，没事，天热就该出汗；也没有冰箱，没有彩电，没有存款，当然也没有负债；几十年如一日地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老板的呼三喝四；至今不用电脑，手写文章，给报刊传稿就用传真，收发电邮要步行去朋友公司，请朋友的女秘书代劳；穿衣惟布，夏着单衫，冬则棉袍，件数稀少，常换常涤，不惟够用，亦便贮放。

　　住在台北温州街上，房子很老，一般过午出门，沿街向北，过了和平东路就是青田街，先在此地吃个中饭，吃过饭接着去再远一点的小吃遍布的永康街，觅家书店坐下喝茶。不久电话来了，有朋友约着碰面。接着谁又来了，到了晚饭时终于高朋满座，然后酒足饭饱到午夜——舒国治的一天通常就是这样的。

　　钱花完了，怎么办？那就午饭后找家咖啡馆写稿。不过先要打个瞌睡，之后花不到40分钟涂抹几百个字，发表在报纸上，俗称专栏，以此换来的钱恰够开销。写完多为夕阳时分，落日西沉，霞光满天，得赶紧到外头散步。更好是晚饭后进一家电影院，学电影出身的舒国治终究还是眷恋电影的。

　　前几年最窘迫的时候，舒国治账户上据说只有两千台币，户头见底更是常态，幸好如今他两岸风光，写作出版顺利，有惊无险，手头不那么拮据了，尽可悠哉过活。舒国治始终觉得，年轻时候的十年，是最宝贵、最须好好抓住的十年，怎可以轻易就让几十或者几百万给交换掉？等到老了，每个十年就更值得珍惜，也就更不会做任何的换钱之举了。活得潇洒与否，亦非关积蓄，全赖态度。

　　动不动就要依靠金钱之力量来丰美人生或获得满足感，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舒国治慨叹，“现在的物质诱惑与我们那个年代大不一样。孩子们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而要得到这些东西也变得越来越简单。比如街头的那些女孩子，手上的名牌包动辄上万。她们没有那么多钱，可是她们就是有办法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中，必定有很多要因为这样的社会而牺牲。”

　　3　最想告诉年轻人怎么“逃难”

　　读过舒国治屈指可数的几本集子，我发现他最多提到的字眼是“任性”。“人要任性，自己要做得了主。自得其乐其实是很难的，能假装不知老之将至也是得有造化的”。人若想要任性的话，就不能把可以任性的空间交换出去。舒国治批评现在的教育要求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把书念好以后就赚很多钱，使得大多数人都被教育洗脑了。而他最想告诉年轻人的是怎么“逃难”。现在年轻人赚钱那么苦，而越是这样，越要管好自己，要准备“离开”，要舍得。年轻是多么宝贵的东西，而若太过耗神于那些莫名的虚荣，终会辜负各人身上最值得珍爱的才能与天性。而他的写作就是要在整个社会激励或者说煽动年轻要趁早如何如何的氛围下，让想任性的人去找一条小路，找到“另一种空气”，好让大家畅快呼吸。

　　舒国治就像是个活在现代的古人。对什么事都未特别上心，近年他因写作而备受大陆读者关注，即便这件目前为其主要谋生之计的活计他亦未太过琢磨。若我没记错的话，他在获得吴鲁芹文学奖时对散文写作别有一番理解，“我只想以最淡最简略的方式来写我最容易念及的题材，然后最不铺张地完成它”。“最淡最简略”、“最容易念及”、“最不铺张”，但所谓大道至简，最单纯的方法通常也可能是至少离心底不致愈弄愈远的一种方法。

　　是的，凡人大为心害者，皆生于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见己不足而人有余也。古人言：耕尧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汤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丰年。舒国治，这个永远给自己放假的高中生，教会我们的也许就是这个“耕心田者日日丰年”的简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