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以平 著名版画家杨可扬之女，“老三届”知青，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赴黑龙江北安长水河农场，种过地，教过书，后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上师大音乐学院前身），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音乐理论基础教学工作，副教授。现已退休。著有《鹤鸣九皋——杨可扬画传》。

　　今年春节，我和我先生去深圳过年，我们专程去著名的观澜版画基地参观，并且到了离版画基地不远的牛湖村，我国第一代著名版画家陈烟桥的出生地，他的纪念馆就坐落在那里。作为纪念馆的陈家故居，现在已辟为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

　　在记忆中，我好像没见过陈烟桥伯伯，即使见过，也是在我还没记事的童年，现在已全然没有印象了。但是，在我对父亲杨可扬的回忆中，烟桥伯伯的形象却又是那么清晰。

　　上个世纪的1936年，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但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持下，像野火一样燃烧蔓延。

　　那年8月，父亲在杭州参观了一个对他来说全然是陌生的展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那一幅幅充满激情、富有力度的木刻作品，如陈烟桥的《东北义勇军》、黄新波的《失去了土地的人们》等表现劳苦大众挣扎与抗争的木刻作品，黑白强烈、铿锵有力。对比当时乌烟瘴气的画坛，使父亲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他有如发现新大陆，心想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艺术，于是决心放弃他当时十分着迷的漫画，要学习木刻了。

　　这个展览，10月移展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展览会结束的那天上午，鲁迅先生扶病来到会场，观展之后，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亲切交谈，留下了他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并与部分木刻青年合影的珍贵照片，烟桥伯伯也在其中。十一天后，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中国新兴版画史上记下重要的一笔，同样，这个展览也是改变我父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6年11月，父亲回到上海。这时的他，因受了新木刻思想的影响，开始有了新的理想、新的奋斗目标。他沉思、激奋，并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刻刀反映现实生活、关切人生苦难，从此与木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毕生矢志追求的事业。可以说，父亲走上木刻之路，烟桥伯伯和其他热血木刻家的作品，给了我父亲很大启迪和激励。这在父亲留下的文章里以及和子女们聊天中都曾提及。

　　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与木刻家郑野夫、金逢孙、邵克萍等人先后在浙江丽水、福建赤石办“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木合厂），著名艺术评论家黄可在《新兴版画运动》一文中提到：“步入国共两党重建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兴版画运动的盛期。……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则在浙江（后转移至福建赤石）组建了为抗日版画运动服务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先后生产供应全国抗日版画家创作所用木刻刀两千多盒和大量木刻版、木刻箱、磨石、砂纸、油墨、拓印纸等工具、材料，通过设在重庆等地的供应点，输送到抗日版画家手里，有力地支持了抗日版画创作。同时，该木刻用品工厂附设的‘新艺丛书社’，曾出版发行了不少围绕抗日斗争之需的书刊……”这些书刊中就有我父亲主编并写序言的陈烟桥的《鲁迅与木刻》。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木合厂”离开福建赤石，在木合厂工作的我父亲和邵克萍随野夫供职的“东南合作供销社”一起迁往上海。此时，“中国木刻研究会”也从重庆迁来上海，与木合厂挤在一起办公。全国各地的木刻同行们也相继到沪，此时，我父亲和烟桥伯伯才第一次见了面。为筹备“八年抗战木刻展”，大家更是朝夕相处、紧密配合、协同工作。

　　这一年，“中国木刻研究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我父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桦、郑野夫、王琦和烟桥伯伯。从那时起，我父亲和烟桥伯伯常在一起共事，烟桥伯伯为人敦厚老实，工作勤奋踏实，与我父亲性格相近，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也就在这一年，与木刻运动关系密切的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所在的良友出版公司破产，这也是赵家璧先生错过在木刻史上重要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发行的主要原因（该书由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八年抗战木刻展”中选编作品，由开明书店印刷发行）。但他总想出版一本木刻选集以表示支持。他考虑到木刻运动已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史，该有一本反映木刻界各个时期的木刻选集，便与在自己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做临时美编的陈烟桥商量。烟桥伯伯曾因《文萃》事件被国民党拘捕。《文萃》是本进步刊物，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那天，不明情况的烟桥伯伯正好去杂志社取稿费，被特务当场抓捕。《文萃》被查封，惊动了整个上海，由于宋庆龄、许广平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干预，加上烟桥伯伯的族人的活动，当局只好把烟桥伯伯放了。但是他的住所和行踪仍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行动受限制，他便请野夫去与我父亲和邵克萍等人商量，大家主张仍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出面选编和出版这本《中国版画集》，由晨光出版公司发行。我父亲撰写了“序言”，书中刊登了一篇“中国新兴木刻发展史”，这篇文章就是参照《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中“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与成长”进行改写和补充完成的。在编印《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时，中华木协几位领导人就考虑该有一篇关于新木刻发展史的文章，那时烟桥伯伯担任宣传工作，由他先执笔写了初稿，再由几个领导人加以修改而成，这便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发生与成长”一文的来由。由此可见，烟桥伯伯与我父亲在《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和《中国版画集》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1949年，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已在中华大地响起。三、四月间，我父亲和邵克萍、赵延年、陈烟桥、郑野夫、王麦秆等木刻家，接受了上海地下党委托刻制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任务。

　　烟桥伯伯因《文萃》事件的原因，一直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暗探还时不时以各种借口闯入他家。在这样的处境下，烟桥伯伯要完成木刻传单的刻制任务，相当危险。但是对于烟桥伯伯来说，他太想参与这项任务了。

　　我父亲知道后，便为烟桥伯伯提供了自己的住所。当时，父亲租住在虹口余杭路，是那种前后相通的典型上海弄堂房子，我上小学之前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一幢楼里除了房东，还住着两三户人家，有着前后楼、前后门。我家住底楼，与二层之间有个小小的阁楼，阁楼上有扇朝西的斜窗，从这个窗户里可以远远望见弄堂口的动静。一旦有什么可疑情况，马上就能从后门逃走。烟桥伯伯多次甩掉特务的跟踪，带着木板和刀具，躲进我家的阁楼，拉上窗帘，凭着微弱的灯光，顺利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

　　当我从晚年的父亲口中知道了这一故事后，我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童年的那幢房子，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阁楼场景。当年从事木刻运动的热血青年，他们是艺术家，可是首先，他们是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烟桥伯伯曾担任上海美协副秘书长，我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经常有着工作上联系，一起开会，议论作品，筹划展览。他们多次在一起参加一些重要活动，如一起接待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一起拜祭鲁迅先生墓地，一起参加全国文代会……，在我家的相册里留有这些珍贵的镜头。

　　1958年，烟桥伯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奉调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广西参与筹办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烟桥伯伯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与我父亲还常保持通信联系，在父亲主编的《版画》刊物上也常介绍广西版画和烟桥伯伯的文章及作品。对于烟桥伯伯在“文革”中年仅59岁被迫害含冤致死，父亲感到万分痛心。

　　烟桥伯伯的冤假错案被平反昭雪后，1984年1月，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陈烟桥遗作展”在上海美术馆隆重举行，我父亲及烟桥伯伯的生前友好及木刻界同仁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大家怀着崇敬之情，缅怀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第一代拓荒者的烟桥伯伯。父亲还专门写了“烟桥铁笔”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赞扬他的铁笔丹心，为中国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表达对老朋友的深情怀念。

　　当我父亲得知烟桥伯伯的家人希望能出版《陈烟桥木刻选集》的要求时，十分支持，郑重地说，“烟桥先生的木刻作品很值得出画集”。烟桥伯伯的次子陈超南后来得知，没有列入计划立项的画册是没有出版经费的，后经过我父亲的多方努力和协调，才解决了经费困难，画册终于得以出版。陈超南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1985年初，我们请可扬先生为父亲木刻选集作序，他欣然命笔，情深意切地勾勒出父亲一生的亮点，没有多余的套话。在后来的接触中，可扬先生得知我母亲多病早早退休，生活困难，又与出版社有关同志协商为父亲木刻集开出稿费，母亲在收到稿费后掉下了眼泪……”

　　如今，我父亲也驾鹤西去，与烟桥伯伯在天堂会面了。他们老一辈木刻家在战火硝烟中结下的纯洁友情，将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