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咬文嚼字”情结，追根溯源，恐怕要回到少年时代。一本书，一支笔，看到不顺眼的字和句子就勾出来改正，这是必做的功课。遇到被我涂成“大花脸”的书，甚至会“怒从心头起”，疾书出版社，望其改正。当了这么多年的“啄木鸟”，碰到过的趣事，倒也不胜枚举……

　　1 敢给权威“挑刺儿”

　　读高小时，从银行退职的阿爷被聘为唐家湾街道图书室的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是直奔图书室，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翻看连环画和少儿图书。逢星期天，“老老头牵着小老头”，拎着小闹钟，我便随阿爷去图书室“上班”。

　　如此这般过了几年，图书室的书几乎被我翻遍了。阿爷看我那样喜欢读书，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侬勿要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人家的书写得好勒啥地方、不足勒啥地方，侬也要动脑筋想想。”少不更事的我，把阿爷期望我能写写书评的叮咛，误解成“捉作者扳头”，即挑刺、找错别字。从此，那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就深深地“潜伏”下来，伺机“爆发”。

　　读大三时，语法课以一位英语语法权威编著的《实用英语语法》作为教材。学了一年，我却发现，该书印刷错误不计其数，包括标点符号、字体、大小写、引文等等，一时大胆，在学业结束后，给商务印书馆写了封信，还附上24页信纸的勘误表。

　　不久，收到了作者的亲笔来鸿，说收到了转信，在感谢我的同时，表示自己患有青光眼，读书、写字相当困难，希望能同我合作，继续另几本书的写作，并顺便询问我的经历和学历。当得知我是1977年入学的学生后，他用便笺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好好学习，有机会的话考他的研究生。我的同学看了，有些想法，怂恿我去信反驳一通。我说算了，一来学生与大师在学识、资历、辈份上的悬殊差距是客观事实，二来他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1981年5月第7次印刷该书时，商务印书馆采用“挖补”办法，采纳了我约96%的校对意见，未采纳的是第二批汉字简化表中的个别字，又给我寄来在扉页上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工具书编辑室敬赠”篆体图章的赠书。

　　这算是我的“旗开得胜”，而且，多年以后，这本我作为“业余校对”出过力的书，还成了我从事某桩校对事务的“敲门砖”哩。

　　后来，我在拜读某位名家的作品时，发现书中提到两座监狱出口劳保手套和五金工具的情况。我一看就引起了警觉。当时我已搞了十几年招商引资、审批外资企业的工作，出版过《外商投资申办手续指南》的专著，对法律政策了然于胸，知道那是违反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的。于是我写了封信，通过上海市作家协会转交，建议再咨询市外经贸委和市司法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办公室电话铃响，我拎起话筒，听到里面讲：“我找袁长燕。”啊，原来是作者来给我回复了。他说：“我已问过你信里提到的两家主管机关，你的说法是对的。如果那本书再版，我会把那几段话去掉的。”我“受宠若惊”地说：“谢谢老师看得起我。如果再版，请一定记得送我一本签名的书啊，我的地址信上有。”可惜也不知道这本书后来是否再版了呢。

　　2 “换乘”“转乘”费思量

　　不光是给书“捉虫子”，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地方，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值得捕捉的错误。对此提出建议，也是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经常乘地铁，“职业习惯”让我多长了个心眼。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站内的指示牌上部分站名下面标着“换乘（Interchange）”“转乘（Transfer）”的字样，觉得有点奇怪。换乘？转乘？啥区别？我决定实地考察一番，弄个水落石出。

　　我从莘庄站出发，乘1号线到上海南站站，不出站就换乘了3号线。我又从莘庄站出发，到上海火车站站换乘3号线，那是要出站另行购票的。原来如此，这下我吹毛求疵的“犟劲”发作了。回到家，我翻出“镇宅之宝”：7本汉语、英语大词典，就“换”“转”“Interchange”“Transfer”这四个词，反复研究了半晌。最后结论是：“换乘（Interchange）”“转乘（Transfer）”不足以传递清晰的信息。你说第一次在地铁里换车的人，能一下看明白吗？于是，结合我在世界各大城市乘地铁的经历，给地铁公司写了封信。

　　不久，我欣喜地看到，指示牌上的“换乘（Interchange）”改成了“站内换乘（Interchange）”，“转乘（Transfer）”改成了“需出站购票（Transfer）”。虽然不够精准，但至少没有歧义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年底的一天，我接到地铁运营公司运营安全部孙经理的电话，有事请我去相商。

　　孙经理首先对我热情关注、支持地铁公司的工作表示感谢，解释了根据我的建议改动指示牌的经过，还表示希望聘请我当地铁公司的社会督查员，问我是否愿意。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如今，地铁已经取消了“换乘”“转乘”的表述，在指示牌上用椭圆形表示换乘站，辅以换乘地铁线路的说明。而持公交卡的乘客，则可以在换乘站半小时内出站返回，不另计费。由我的建议肇始，乘客乘坐地铁获得更多便利，是地铁公司虚心纳谏、不断改进的成果。

　　去年，作为《新民晚报》的“资深读者”，我注意到它A2版上有个明显错误。在“上海明日区县温度预报”栏下，第一个是“徐家汇”，旁边标的却是徐汇区地图，显然是混淆了地名和行政区名。6月27日，“憋”不住的我打晚报热线电话，指出了那个错误。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的晚报上就把“徐家汇”改成了“徐汇区”。闻过则喜，纠错雷厉风行，怎能不让人对这份报纸心生敬意，从而力挺它呢？

　　3 “特约校对”担责任

　　2009年下半年，我被聘为闵行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年底收到该院寄赠的《闵行审判》季刊，我认真拜读了一番，却发现刊物里的错别字多到简直“忍无可忍”。于是，一封附校对结果、多少带点情绪的信，放到了法院政治部主任袁青峰的办公桌上。几天后，袁主任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谈。

　　泡茶寒暄后，他开门见山：“本家，你的信我转给研究室了。他们很感谢你，希望你以后帮他们校对刊物。”我连忙推辞：“那可不行。我喧宾夺主了。”他说：“不搭界的。他们是专业人士，对某些错误熟视无睹，一眼瞟过。你看文章有新鲜感，对文字错误又敏感，搞这个事是最合适的。”

　　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从此，我每期校对清样，法院还在刊物扉页上印了我名字，冠以“特约校对”的头衔。后来法院的内部规章制度、年鉴等也都拿来让我校对。一年多后，刊物主编殷超告诉我，郭院长看完几期校对过的季刊后说：“我们的刊物又上了一个档次，与同行交流更拿得出手了。”话虽不多，让我心头暖洋洋的。

　　那么文章开头说的“敲门砖”，是怎么回事呢？

　　我曾向《咬文嚼字》投过两篇稿件，副主编王敏先生看了之后约我去编辑部聊聊。神差鬼使的，我带上了校对过的《实用英语语法》一书。

　　王先生客气地解释说我的文章有道理，但与刊物的体例略有差距，碍难刊登，希望我理解。我把随身带的《实用英语语法》一书递给他，他翻看后说：“你不仅能发现‘显性错误’，还能找出‘隐性错误’，很好。”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问我：“给你派个活，你看怎么样？”

　　原来，他们前不久与《语文》月刊等刊物组织了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中心，负责受托校对各种出版物。有时候碰到要求校对英文出版物，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是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出过书，校对又有一定的基础，真是“天赐良缘”。不过，校对费偏低，责任却很大……我一口答应：读书人不那么讲究钱，就痴迷自己爱做的事，既蒙你们看得起，但派不妨！

　　于是，2009年、2011年，王先生分别寄给我《上海日报》《上海学生英文报·高中进阶版》各一份，委托我校对，作为对当年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量的抽查内容之一。拿到报纸，我专心致志，花整整一个星期，拿把小尺子，对着两份报纸逐个字母地校对，最后填妥表格寄出。后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编校质量抽查结果报道，英文报的差错百分率，就是采纳我经过检测中心核实的校对数据。我真是太高兴了。此时此刻，我的校对结果，再也不是个人的业余爱好，而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一念及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懈怠自己的本职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