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方法

　　但中组部很早就意识到，仅靠谈话了解干部，有其局限性。“敢说真话的人少了，当地关系也复杂，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张全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组织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过去就没有考察出来。1986年，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和选拔干部，中组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计划。 

　　王军衔是当年中组部具体负责这项计划的青年干部，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对干部能力素质的测评、考核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方法，等等。这个计划吸收了当时即便在发达国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学量表测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大跨国公司当时有的，我们都有。”王军衔说。 

　　上世纪80年代，中组部在培养后备干部时，已经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学。据王军衔回忆，为了学习国外政府和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经验，中组部曾数次以人事部的名义组织考察团出国出境考察，美国、瑞士、日本和中国香港等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考察之列。 

　　1986年12月，中组部考察团在香港考察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较早引进美国“希氏人事管理制度”的公司。一位考察团成员在考察后写道：他们对工作先进行岗位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的分析，进而进行职位评估，再进而形成用人标准，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越来越感到，人事管理绝对是一门大科学。 

　　用人标准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过去几十年，中央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2014年，总计71项条款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这一条例，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但这些规定又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张全景说：“首先，政治上必须是坚定的，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正派的作风，要出于公心去工作。”在忠诚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具体任务来考察、选拔干部。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提到，一个组织部长，必须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使组织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建国之初，中组部提拔干部看重战功与战争年代工作资历。1963年，全国2074名县市委书记中，76%参加过抗日战争，22%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只有2%。改革开放之后，技术型干部开始受到器重。到1988年，各省1655名正厅局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已超过半数，占56%；在5597名副厅局级干部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4.6%。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中组部选中，进入了后备干部名单，其中的佼佼者日后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倾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今天的环境比以往更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领导干部光懂专业，显然已远远不够了。你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级局面，包括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保证政策的落实。”一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如是说。他总结，现在更注重综合素质，而不是某项专业技能。 

　　主政一方的履历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分量很重。王军衔说，就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 

　　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为什么县委书记比副市长更容易获得重用，就是这个原因。”王军衔说。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干部说，事实上，中组部在提拔省部一级的干部时，很少考虑其专业背景。那些从基层干起、履历比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 

　　不少干部之前对此并不理解。80年代初，一位被派往纺织部任职的干部还给中组部打报告，说专业不对口不去。今天，这种认识已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被任命之前，并没有干过一天公安，而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企业管理者。在中组部，不论是前任部长李源潮，还是现任部长赵乐际，在任该职前都没有在组织系统工作的相关履历。 

　　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现任国家副主席、中组部原部长李源潮曾引用古语“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强调基层经验的重要性。 

　　不过，有基层经验的干部的比重现在似乎正在下降。2009年中组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央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中，来自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很多机关干部也因此被称为“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 

　　为扭转这一局面，经中央批准，中组部2009年下发了文件，要求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要有一半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要有三分之二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干部培养 

　　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开始有意识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就是经过多岗位历练的一位省部级干部。在2007年出任商务部长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职：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据《金融时报》报道，2007年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曾与陈德铭会面，他感叹，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它们将有前途的管理人员派往不同的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其经受艰苦磨炼，然后才调回总部。 

　　出国培训，也被认为是综合素质培养的一种有效途径。前几年，每年有数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发达国家求学，而这些培训项目的核心操作者正是中组部。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参加了第五期“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在哈佛接受了大约三周的学习。这是一个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学员、国家外专局负责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的课程包括美国政策与政府、媒体如何运作、谈判策略、社交媒体等。除上课外，学员还有机会访问参观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以及陈德铭等，都曾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培训或学习。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管理“中管干部”的中组部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例如，中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在这方面，组织部只有建议权。”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