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万伯翱 1962年秋，中学毕业后的他为其父万里同志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就读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作品有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等。

　　亲审话剧《潘金莲》

　　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关注戏曲事业的发展，多次在紫光阁召集戏曲界人士座谈戏曲改革问题，在自己家中召开继承程（砚秋）派艺术研讨会和邀请戏曲演员座谈,并多次亲临各剧种创作会议指导工作。据我考察，这位开国总理在“文革”前十七年中所观摩的戏剧剧目之多，和戏剧界交往之深，绝不亚于一位文化部的专业负责干部。像周恩来这样，把民族的人文精神完美地体现在一位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现象，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 

　　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一个晚上，趁暑假我到首都剧场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剧目是田汉的大作《名优之死》和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当《名优之死》落幕后，我看到身穿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迈着他矫健的步伐匆匆入场，他是专门于百忙中来看《潘金莲》的。《潘金莲》这出戏是欧阳予倩先生早年的作品，他的创作初衷是为《水浒传》中的好汉武松嫂嫂潘金莲的不幸婚姻鸣不平的。他是把潘金莲作为反抗封建压迫的正面人物来歌颂的，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可以说这是一出为潘金莲翻案的戏。当时我心里纳闷，总理为什么只看这出戏？其中必有原由。

　　后来还是在一次到马思猛家和他父亲戏剧家马彦祥先生聊天提起此事，他老人家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其实总理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看了一遍《潘金莲》了，他发现了问题，为慎重起见，第二天晚又去人艺剧场看了第二遍，演出结束后，当晚十点多钟就地召开了座谈会。他对欧阳予倩先生把潘金莲塑造成反抗压迫、反抗封建婚姻的正面人物不以为然，总理尖锐地指出：“潘金莲是受压迫者，而她不能为了解放自己，而去杀害同样受压迫的穷苦人武大郎。这样的处理是不合适的。”欧阳予倩先生诚恳地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话剧《潘金莲》这出戏从此退出舞台。

　　当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艺戏剧界思想空前解放，四川著名戏剧作家魏明伦在1986年写就《潘金莲》。1987年我也应邀在首都人艺剧场看到了这出轰动国内外的荒诞川剧，激情燃烧的巴蜀鬼才，近四十天挥就此剧。这出潘氏的沉沦史从她无辜到犯罪的时空变幻大剧，刹时在文艺界引起大哗，褒贬不一，毁誉交集，轰动国内外。这都是后话了。

　　盖叫天拍电影《武松》趣话

　　1950年11月,盖叫天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颇显拘谨。周总理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在三十年代，就是你忠实的观众嘛！虽然只是神交,但是我自信对你是了解的；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希望你今后能了解我们啊。”盖老望着浓眉下目光如炬的总理，张着嘴，却说不出话。事后，周总理对当时主持戏改和剧协工作的田汉和马彦样两位戏剧大家说：“盖老秉性鲠直，拙于辞令。他过去不愿和官场打交道，怕见那些官僚豪绅，所以他在旧社会没有一个靠山。今天对人民政府的干部,虽然没有隔膜,但是那种清高的态度，会要慢慢改变过来；只要我们对他开诚相见，他会真正理解我们的！”同时，周总理对当时主持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同志说:“上海的戏曲界，你首先要同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等一些代表人物成为好朋友，多关心他们。有事情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而是去登门拜访他们。”

　　1961年清明节的下午，陪同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不顾旅途疲惫和国事浩繁，专程驱车赶到“燕南寄庐”看望盖叫天，这已不是总理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上茶落座后周恩来告诉盖叫天：“盖老，陈老总敬重你的为人，热爱你的艺术，今天要送你一幅字呢！”陈毅展开他写的一副对联，用他那四川腔高声颂读道：“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盖叫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唱了大半辈子戏，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艺人，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器重，这位台上台下都是刚强铁汉的老艺人，含泪双手接过陈老总题的对子连声道谢。周恩来慈祥而又庄重地对盖叫天说：“我有一个想法，把盖老的全本武松戏用彩色电影拍下来，供后人观摩借鉴，你说好吗？”全本《武松》从“打虎”起，到“鸳鸯楼”止，唱念做打，功夫繁重，对已七十三岁高龄且腿有伤残的盖叫天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他略思片刻，眉剑双竖答道：“总理，我心里的事您想到了，我愿意试试看！”周总理见盖叫天欣然接受了拍电影的任务，又道：“具体怎么拍，由文化部牵头，与北影协商，由导演搞出拍摄方案。”就这样，周总理毅然决然拍摄盖叫天舞台艺术片《武松》。

　　1962年春，文化部通知盖叫天到京拍摄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6月初，盖叫天偕夫人薛义杰和孙女张明珠到京。受总理指示文化部对此事十分重视，部领导齐燕铭委派马彦祥负责接待工作。文化部为拍片召开了茶话座谈会，齐燕铭、夏衍、田汉和马彦祥等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会上，田汉指着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人向盖叫天介绍：“这位是北影厂的著名导演崔嵬，这次拍的《武松》由他来执导。”于是，心直口快的影坛老将和刚烈直爽的剧坛一代名家盖叫天紧紧地握手了。崔嵬高腔大声道：“盖老，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们有机会合作，我有几点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怎么拍好？”说着就把拍摄计划双手交给了盖叫天；盖叫天接过来后看了一眼，又把计划退还给了崔嵬：“我唱了半辈子戏，不懂电影，你是行家，我上听总理的，中听你的，下听全体工作人员的。”散会时，崔嵬还是把计划又交给了盖叫天：“得带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咱再商量！”由于盖老识字不多，对电影艺术知之甚少，对拍片计划提不出什么意见，《武松》很快就启镜拍摄了。

　　电影拍摄程序与舞台上演唱京剧截然不同。“活武松”盖叫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虽然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但是站在摄影机前，面对指手画脚下指令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却总感到别扭。一会儿拍这个镜头，一会儿又跳拍那个镜头，尤其是拍特写镜头时，水银灯的强光打到脸上，让他感到眼神都散完了，情绪实在无法连贯和控制，入不了戏。加上崔嵬和盖叫天性格都是刚直型的，一位是曾用名“疯子”的山东汉子，一位是菊坛“燕北好汉”，合作没几天，两人就争执起来了。盖叫天直白地发问崔嵬：“这样东拍一下，西拍一下，精、气、神全散了，真没劲！”崔嵬则试图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说服盖叫天：“盖老，现在要拍的是你眼神的特写镜头，眼神拍好了，您的精、气、神全有了。”“你说有了，我感觉全没了！”“盖老，您再坚持几分钟，拍完眼神就行了。”“这样拍我没情绪，做不到你要的眼神！”“盖老，拍电影要从银幕的角度来考虑。”“我拍的是舞台艺术片！”“舞台艺术片也是电影，不能受舞台的局限！”两人谁也听不进对方的意见，谁也不服气对方，开始拍摄没几天，就由争论很快发展到争执和吵架了。

　　盖叫天的性格是宁折不弯的。对于电影分镜头拍摄十分不满；这天，他对导演崔嵬直言不讳地说：“这样拍下去，拍出来怎么会像武松？！”崔嵬简单地予以回击：“这是电影的需要！”“你要我的戏服从你的电影？”“我拍了多年电影了，请你相信我！”盖叫天生气了：“我不拍了！”崔嵬也忍不住了，“给你拍电影，说真的，我也真干不了。”就这样，盖叫天就真的卸装催马走人了。马彦祥听说《武松》因主演和导演闹矛盾而停机，便做双方思想工作，崔、盖两人尊重领导，又重新修好，《武松》总算又重拍了。但时间不长，终因两人对电影艺术与舞台艺术认识上的不小差异，以及两人性格上的针尖对麦芒，两人的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

　　夏衍连忙将《武松》在北影厂没有拍摄成功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感到很遗憾。他忙亲自召来夏衍、阳翰笙等文化部有关领导商讨拍摄盖派《武松》事宜，决定由上影重新拍摄。

　　1962年12月，马彦祥在扬州观摩扬剧《夺印》期间，忽接老领导夏衍长途电话，他委托马彦祥再次出马到上海请“上影”为盖叫天重拍《武松》。马彦祥考虑到前次“北影”拍摄失败的教训，由于对盖叫天有了深刻的了解，他总结上次拍摄的经验，决定请出曾在舞台与自己合作三十年的同道好友名家应云卫，为盖叫天重拍《武松》。1963年清明节后，已经75岁的盖叫天去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武松》，也正因为这次合作拍摄电影《武松》的班底，与盖叫天都是舞台上多年的艺友，很便于相互理解沟通，盖老也有了在北影拍摄的经验，所以京剧舞台艺术片《武松》便很快拍摄成功。为后人留下了这位老艺术家弥足珍贵可以传世的戏曲舞台艺术资料。